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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只有三五僧人的水目寺是寂寞的,那梵音阵阵的诵经声已不复可闻。天上一早就飘起了微微的小雨。我站在水目山上,导游指给我看那白云之下的日月潭,可是她无法指认,那些传说中的无法还原的历史现场。一切真实的片段都早已没入缥缈的尘烟。
从林则徐到吴三桂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公元1847年),在陕西任上的林则徐奉旨调任云贵总督。63岁的林则徐带着郑夫人和小女自西安起程,由四川赴滇。七月末,他终于走到昆明,就任云贵总督。四个月后,郑夫人病逝在昆明。第二年二月,他奔赴大理,途经楚雄,折往云南县(今祥云云南驿),督师镇压弥渡起义。我想他也当是在这次折往云南县的途中,一个人上了水目山。他要去见一个心仪已久的人。
在水目山“五祖坟”院内,我看见了一块保存完整的《真如沙门之碑》。碑高190厘米,宽96厘米,于清道光二十九年乙酉仲冬立。碑阳额面自左至右刻“真如沙门之碑”六个篆体字,为林则徐亲笔题写。碑文第六行有“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制滇黔使者闽中少穆林则徐顿首篆额”等落款,并有“翰墨之林”、“少穆则徐”小篆阴刻印二方。
林则徐很少在外面留下手迹,所以水目山上的这块碑铭显得弥足珍贵。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爱国英雄、一代名臣其实还是一位虔诚的礼佛之人。23岁时,他就手书《金刚经》、《大悲咒》、《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佛教经咒,作为每日必诵的功课。公元1841年,他还欣然写下佛语“遥知手握牟尼串,犹念金刚般若经”,为夫人祝寿。这块《真如沙门之碑》载:“戊申,少穆林公西行,道过纯瑛禅院,问瑛曰:‘滇有名山,多出法王。近年以来,何者清高达道?’”其实,让林则徐慕名上山的是这块碑的主人公,“有容光和尚,念自性弥陀,行超西迤,道冠南滇,说印空四有之经,演大乘小乘之义”。然而,他终于无法向容光问道。容光已于1846年圆寂了。林则徐倍感遗憾:“智者难逢,某现宰官身,错过西来意。”
第二年的冬天,他因病辞职返籍。一年后,即公元1850年,66岁的他拖着病体,奉旨为钦差大臣,从福州起程,前往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十多天后,死于途中。
从林则徐往回溯,约200年前,有一位声名显赫的人带着大军也来到了水目山上。传说,这个人是上山来借粮的,遭到方丈拒绝后,他回来又二次上山故意找茬,欲毁水目山,然而都被智慧的方丈以柔克刚,一一化解。这个人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公元1612~1678年)。
如今,吴三桂是什么时候上水目山的,已无法考据。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他授平西大将军,会同清军进攻南明云贵地区。十六年,清廷命他镇守云南。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于昆明,被晋封为亲王,并兼辖贵州省。
我猜想他应该是在追捕南明永历帝这一事件途中两次上山的。《清史稿》载:“顺治十八年,李定国挟明桂王朱由榔入缅,诏公爱星阿偕吴三桂以兵万八千人临之。李定国走孟艮,不食死。缅酋莽应时缚由榔以献,遂班师。”而最有可能的是,他的大军下缅甸边境追击南明永历帝,第一次上水目山,在边境上接受了缅甸人送回来的南明永历帝后,押其返回昆明途中,再次经过云南驿的时候,他第二次上山。没有谁证实这一事件的真相了。吴三桂的名字注定被历史的烟云所淹没,只有一个叫陈圆圆的女人,还常常被人所提及。她魂归何处,更是成为一个香艳的谜。
徐霞客的宏大的梦想
那时候是崇祯十年的农历戊寅(公元1638年)十二月十七日,一个51岁的老者,在云南驿歇了一宿,天明即和仆人匆匆上了路。仆人挑着行李,而他则背着一个骨灰盒,向远方走去。他这次要去的目的地是水目寺。
据现存《水目寺碑铭》载,祥云水目山始创于南诏龙兴四年(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因开山祖师普济庆光禅师“锡杖涌泉”而得名,为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皇家禅林、云南禅宗第一寺院。其鼎盛时期,“衲子千余,从者如云,三千和尚,八百尼姑”。它的历史,也早于今云南著名的佛山———宾川鸡足山700余年。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云南驿用早饭时询问人家,说是水目寺在南边,于是就出发了。在去水目山的路上,遇见了一个温泉,有山里的女人正在温泉里洗澡。这个老者只能悄悄停下来,等其洗完离去,方才经过。又走了几里,终于爬上了水目山,来到了水目寺。
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被称为一生都在阅读大地的徐霞客。徐霞客从21岁开始,到54岁辞世,几乎大半生都在行走。大地是他的事业、梦想和方向。他用脚与灵魂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路,他留给世人的是六十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其中《滇游日记》13卷,约20万字,占了整个《徐霞客游记》的五分之二。《滇游日记》也是徐霞客为自己的行走人生画上的一个句号。
在行走途中,徐霞客很早就萌生了一个宏大的梦想,那就是在有生之年考察西南的地貌,也就是云贵高原,而那时候,对于一个徒步考察的人来说,其艰难可以想象。终于在50岁的这一年,徐霞客出发了。“崇祯九年,九月十九日深夜,辞别亲友,大笑出门,放舟作万里遐征。”这次,他带了一个顾姓的仆人,另外,还有和他做伴要去云南鸡足山的同乡迎福寺的静闻和尚。
据记载,静闻和尚禅诵20年,用指血写成了一部《法华经》。经书写完后,他的愿望就是将此书供于云南宾川鸡足山的庙堂。可惜,因为在路上遇见了盗贼烧船,被烧伤的静闻走到广西南宁崇善寺时就不行了,临终前,他对徐霞客说:“我志往,不及达,若死,可以骨达。”
30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
现在,公元1638年的冬天,徐霞客背着静闻的骨灰和《法华经》来到了水目寺。他“入玉皇阁。又下,观倒影,又下,过普贤寺,又下,遇行李于灵光寺,遂置于寺中楼上。乃西至旧寺访无住,方在上新建住静处,不值”。第二天,他在山上终于见到了无住禅师,还观赏了“慧然新楼”正在盛开的花。我想他那时赏的花,兴许就是我们今天于常住寺所见的两株从明朝一直开到现在并且终年盛开的月季王吧。第三天早上,下起雪来。无住苦留他。午后,他下山而去。几天后的二十二日,他就将抵达大理宾川鸡足山,完成静闻的遗愿。那时候,他还不会知道,两年后,他将再次折返鸡足山,那时他已经双脚浮肿,行走艰难。“余以久涉瘴地,头面四肢俱发疹块,累累丛肤理间……”丽江土司木增后来派人把他护送回了江阴老家。第二年的五月,一个以行走为生命的人,瘫痪卧床一年后溘然长逝。
有必要补充一下的是,在徐霞客辞世四年后,清军就长驱南下,他的故乡沦为一片焦土,长子屺死于这场战乱,游记手稿也毁于兵火。如果当时没有民间的手抄本流传,我们已无法有幸再阅读这个人用生命书写的行走。
徐霞客、林则徐和吴三桂们当年所见过的水目山上的许多寺院,如今早已面目全非。只有木犬、风井还在述说一座山和一群与佛相伴的灵魂的传奇。我静静地谛听,仿佛还能听见她满山的天籁与梵音。这是一个已经消逝了的佛教圣地。没有谁能够想象她昔日“衲子千余,从者如云,三千和尚,八百尼姑”的盛况。
南诏和大理,是云南历史上的一段奇特的风景。其佛教兴盛,让人感叹。尤其是大理国王共传23位,其中禅位为僧者,就有10人之多(除了第二代王段思英是被迫逊位为僧以外,其余九位均属自动禅位为僧,其中包括金庸《天龙八部》中的段誉原型第16代王段正严)。元初曾到云南任西台御史的郭松年,在其《大理行记》中记载:“西去天竺为近,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云南史学界有一个千古之谜。南诏国30多代,大理国20多代,前后50多代竟然没有找到一处王公贵族的墓地。加上他们的信佛礼佛,更为其添上一层神秘而美丽的光环。
消逝了的佛教圣地
在水目山上出家的大理权臣高氏后人有净妙(高顺贞)、皎渊(高成宗)。其中皎渊最为有名。他是大理国国公高泰明之曾孙,相国高量成之子,母段氏昭庆公主。在水目山上的北岗塔林,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说是高成宗自小和大理国王段智祥之女段婷婷公主订婚。后来高成宗无心权贵之间的争斗,遂出家水目山。公主段婷婷遂也出家大理一尼姑庵,整天以泪洗面,一年后即抑郁而逝。临死要求父王收留其骨灰,待高成宗死后,葬于他的塔林旁边。公元1214年(天开十六年),皎渊仙逝,大理国王段智祥(第20代王段智祥最后也禅位为僧,他也是10个禅位为僧的大理国王中的最后一个)命楚州赵佑为皎渊撰文立碑。那块至今犹冷的石碑上没有记载一个女人的故事。但是民间,从此却有了一段凄婉而温润的传说。如今,在北岗塔林,有一个不起眼的红色庭阁式砖塔,她是那么独一无二,那就是公主段婷婷的墓塔,你只要仔细看,她是那么美丽而别致,那是一个女人全部的爱和等待。在这个男性僧侣安息的佛门净地,终于可以因为爱情而宽容地接受一个美丽的女人。
至今存有60多座墓塔的北岗塔林是全国的第三塔林,而安放僧人骨灰数量之多,则为全国第一。每个塔里放的是一代和尚的骨灰,而不只是一个。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多的一个塔,塔里就放了237个和尚的骨灰罐。可以想象,在没有遭到文革时期人为的毁坏之前,这地宫下面不知会汇聚着多少僧人的灵魂。
2000年2月19日,祥云水目山,42号佛塔地宫。正在发掘地宫的工作人员在墓基中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青花瓷罐。青花瓷罐里面有三个小罐。第一个罐子里面装着金灿灿的碎佛骨,第二个罐子装着云南早期时候盛行的贝币,最后一个罐子里面,是半罐闪亮的水银里浸着褚石色的颗粒状物体,一共39粒。经专家鉴定,这是世所罕见的肉身舍利。据此,继西安法门寺地宫发现佛祖舍利之后,水目山地宫成为中国第二个在地宫发现舍利的地方。
没有谁能说出这是哪位高僧的舍利。世人只能在北岗塔林昏暗的地宫里,凝视那玻璃中的红色物体。在这里,有过多少高僧,守望过自己无尽的孤独与苦修?而透过一块透明的玻璃,可以看清地宫里排满了一龛龛的骨灰罐。我轻轻地退出。我不敢惊扰这些有着信仰和大德的灵魂。
烟云中的水目山,仿佛不惹尘埃。而有谁正在我耳边诵着如来菩提,那声音里面是否就有王子释迦牟尼和他的后来者一路走来的身影:“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