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3月05日 来源：新华网河北频道
记者 张涛
国家公益救助机构承担着流浪乞讨者、孤残人员救助职能，这些机构如何开展工作？有哪些困难？近日，记者走进石家庄市救助管理站、社会福利院，采访部分工作人员，倾听他们的心里话。
常遭受智力不健全受助者的打骂
石家庄市救助管理站作为全市唯一救助管理站，负责对流浪乞讨人员、因特殊原因无家可归者实施临时救助。对这些人员进行仔细甄别后，十天内对确需救助者转回原籍由当地政府管理。
救助管理站办公室主任杨顺刚说，管理站每年平均救助四千多人，管理受助者是他们最头疼的事。在流浪乞讨人员中，除了那些“职业乞丐”（不在救助之列），大部分人智力不健全，患有痴呆等轻微精神疾病，失去正常人道德观念。有的人来救助站见有人管了，便以自残相威胁向工作人员要钱，得不到钱就又打又骂。这里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去年１１月，几个残疾流浪者被城管部门送来，他们嫌救助管理站粗茶淡饭不好吃，非要吃红烧肉，工作人员做了红烧肉，他们又要吃烤鸭，工作人员一旦不给他们“开小灶”，这些人就大打出手，两名工作又人员不敢还手，被打得头破血流，后来１１０来了才平息事端。一些人住在救助站也不闲着，屋里电扇、电灯、暖气管都被毁坏，白墙上涂满污秽的图画。
救助管理站一位工作人员说，受助者由于身心不健全造成的安全隐患，还表现在受助者之间如何相处上。由于救助管理站地方有限，收助的成人和儿童都住在同一房间，经常发生大人欺负孩子的事情。去年初的一天，一个精神有问题的４０多岁成年男子抱起一个同屋的小孩子就要往楼下扔，幸亏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后制止，才没有酿成恶性事件。
杨顺刚说，救助管理站工作还面临两大困惑：一是骗子甄别容易送走难。经调查，到这里来申请救助的人中，１０％是不符合救助条件的，春节前夕这种骗子最多，他们往往当了一年“职业乞丐”，需要回老家了就来救助管理站打算白拿一张车票，一旦被识破骗局，就又吵又闹；二是很多流浪乞讨人员住进来后赖着不走，工作人员跟其家人又联系不上，超过了十天期限，强行让他们走又容易发生冲突。
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副院长田惠明说，这里收助有二百多人，主要是被遗弃的孤残儿童和“三无”老人。一些老人长期精神压抑，患有各种精神疾病，经常拿工作人员发泄。工作人员中绝大部分为女性，为了安全起见，去年又增加了５个男护工。
已从社会福利院辞职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她过去在福利院为老人搞护理，很多老人行为十分古怪，情绪波动特别大，不高兴了拿起拐杖就打人，完全不考虑工作人员工作的辛苦，自己实在忍受不了，只好辞职。
杨顺刚认为，对救助管理站、社会福利院这种特殊人群聚集机构，政府部门应考虑派驻公安派出所人员，以及时处理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光花钱不挣钱，一边欠债一边申请资金
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副院长田惠明说，福利院光花钱不挣钱，向财政申请经费是院领导班子花费精力最大的事。福利院作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５０个编制十几年不变，可是随着收助人员增加，近年又招聘了８０个临时工，每人平均月工资６００元，这些钱都要反复向上级催要，临时工工资经常发放不及时。最困难的还是医疗开支，这可是个“无底洞”：孤残儿童和“三无”老人８０％以上患有严重疾病，只要有人住医院就得花几千元、上万元，上级财政拨付的每人每月２２５元日常生活费中医疗费只有１０元，根本不够，每年都欠医院上百万元，欠完债再向上级申请。因为缺少资金，计划２００６年完工的洗衣房，目前主体建筑起来了，就是没钱装修，也没钱买洗衣设备。
石家庄市救助管理站办公室主任杨顺刚说，为维持运转，每年财政预算拨款１００万元，可这部分钱为收助人员提供日常吃喝、买返乡车票就基本花完了，很多受助者送来时都患着病，需要医治，每年医疗费也要上百万元，一些定点医院对欠债看病颇有意见。
公益活动搞得挺多，慈善捐助资金越来越少
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副院长田惠明说，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她们每年通过地方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福利院组织的各种活动，以呼吁社会上更多的人搞慈善捐款。可是近年来，收到的慈善捐助资金呈减少趋势，目前每年只有四五万元。这让她回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１９９４年，经石家庄市十几个市直及所辖县企事业单位联合发起，捐款２７０万元；１９９７年，海尔集团捐赠价值７万元冰箱，河北省６家省直属企业也捐赠价值５０多万元的电器和日用品。可是，这样大规模的捐赠近十年已经看不到了。
石家庄市救助管理站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每年收到的捐赠很少。分析原因，社会上对于政府慈善机构还存在怀疑和不理解，担心捐款会被一些部门克扣。与民间慈善组织相比，发放捐款透明度不高、慈善项目贴近性差、激励政策少等是制约官办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同时，官办慈善组织经费紧张、人力缺少，尽管德高望重、经验丰富，但由于缺乏精力旺盛的中青年工作者，不太适应现代慈善业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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