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起，上海市民无需再为修鞋、修伞等琐事而四处寻寻觅觅了。“五一”前，一份《城市设摊导则》将出炉，并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导则》明确：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对马路摊点不再一律封杀。

    ★“上海无证摊贩可能在5万以上，光靠堵是行不通的。而且有些摊点确实便利了居民生活，因此我们允许城市化区域一部分小摊小贩的存在，给他们颁发临时许可证。”上海市市容局环卫处处长孙芝兴介绍，“目前考虑的基本条件是：申请临时设摊许可证的摊主必须在上海居住至少半年以上，同时要向所在街道提出设摊申请，我们将和有关部门共同听取街道居民的想法，老百姓赞成，我们才会颁发临时许可证。”而影响交通、算命占卦和夜排档等无证摊贩则将被坚决取缔。据悉，这也是上海首份指导城市摊位设置的行业导则，它甚至超越了一些部门法规，从细则上放宽了对城市设摊的严格限制。
    人们也许不会忘记，就在半年前的8月11日，海淀城管监察大队海淀分队在中关村科贸电子商城北侧查抄无照商贩时，副队长李志强遭遇无照商贩崔英杰持刀暴力抗法，最终被其刺中颈部，经抢救无效殉职。小贩崔英杰用最极端的方式对抗城管的整治行动——一柄尖刀刺入海淀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脖子，而理由仅仅是想抢回刚被没收的一辆三轮车。

    许多年来，城管与无照游商之间的对峙一直在许多城市中上演着。而这一幕悲剧，无疑是二者对抗最激烈的一幕。
    北京市有近30万和崔英杰一样的无照游商。脆弱的农业经济、少地甚至失地的现实，逼迫着大量的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可如何在城市中生存下去，是摆在每个外来流动人口面前最实际的问题。
    我们城市管理的理念是否出了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是要直面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以人为本，来管理我们的城市，还是要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完全清洁有序的城市？

    配备PDA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北京市城管部门开始按照刚刚出台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装备技术规范》对全市城管执法队伍进行装备，并将在2008年之前配备齐全。对城管执法系统进行规范配备，在全国尚属首次。（下图：“以暴制暴”不是城市管理和谐之道）
    同样在上海，去年5月，４０名身着制服、臂戴袖标的乘警出现在上海地铁车厢，专治乱发小广告、强行乞讨、非法兜售、非法设摊等“四乱”现象，手段从警告处分直到拘留。效果如何？地铁乘客至今几乎每天都会碰到“四乱”的情况，说明治理的效果并不是太理想，要不“集中整治”何又重来？

    城市管理工作堵不如疏，与其用防刺设备保护自己，还不如与摊贩换位思考、交心谈心，解决他们的生活难题，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如果小摊小贩的生存权利有保障了，城管队员工作耐心细致了，摊贩们也根本不用冒着被罚款、被掀翻摊子的危险，与城管人员玩“老鼠躲猫”的游戏，更谈不上暴力抗法了。
    如果城管执法经济、粗暴执法的问题不解决，弱势摊贩的生存权利得不到尊重。即使“武装到牙齿”的城管把手无寸铁的摊贩们都吓跑了，也会伤害社会底层的心，城管与广大群众的心理距离也会渐行渐远。毕竟“城管一个部门的经典”成了“多数人的恐惧” 不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也许是“打击”式治理不能治本让人学聪明了，上海这次“集中整治”明确提出既要严肃执法，又要创造和谐氛围，要考虑从事“四乱”人员的生计问题。“譬如，对于无证摆摊设点的，要尽可能帮助他们找工作。”
     这种认识，除了来自“经验”，是否也是对舆论呼声的积极回应？近年来，全国各地城管与小贩的“游击战”引发悲剧不断，以“打击为本”的“整治”，与和谐社会的要求越来越不协调，社会各界强烈要求改变城管执法模式，呼吁城市要给小商小贩留下生存空间。只要小商小贩的吃饭问题不解决，罚款、没收工具等“高压”手段不改变，“城管刚一走，摊位就回来”就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
    对小商小贩，执法部门“同情其人，但是不能容忍其行”，较之“不容忍其行，更不同情其人”自然要人性得多。但真正的“同情”，恐怕还得以某种方式“容忍其行”，在地铁“吆卖”不行，在别的区域行不行？扰民不好，便民好不好？
    近来还有一则新闻也令人欣喜：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王德福为了供儿子上学开了7年的黑摩的，仅去年一年就7次被羊坊店城管队员赵中国查处。考虑到王德福家庭的实际情况，昨天（2月13日），赵中国为王德福在房山窦店村村办制药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彻底解决了困扰双方多年的“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