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根生   2007年01月05日
 
 
　　前不久，《南京日报》介绍了一份调查报告——《南京乡村调查》。这份调查报告为１６开本，共１８７页。它以日记体形式，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两个月间南京江宁区牌坊村人的生产生活，及调查课题组人员所思所想。其中，专题材料５３篇，问卷统计５篇。课题组人员在牌坊村访谈村民７６人，召开了多场座谈会，发放问卷２４０份，回收２０７份。每篇调查日记如同散文，语言流畅而充满真情，详实数据中夹着哲理性思考，田野气息加上人物鲜活形象，让人读起来既轻松又受益。

　　这份调查报告，是调查组人员选取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区平均数以下的乡村，“蹲”了整整两个月写出的。他们梳理了这个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比如财政支农资金难以形成合力，小型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薄弱，教育负担较重，劳动力转移难度大，新的社会风尚和道德观念尚未形成等等，并就如何破解难题，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蹲点调查，在我们视野中正渐行渐远。如今再见蹲点调查，尤为亲切，感到一种优良传统又悄然回归。从社会学角度看，蹲点调查属于实证型调研。它既不是按照预先拟定的理论框架去收集材料，也不是根据调查材料简单归纳出一般结论，而是直观社会本身，以鲜活的人、事、物来反映调查对象本质，给人以启示。

　　蹲点调查，就是集中一段时间，到基层单位去解剖“麻雀”，进而发现问题，理清思路，指导更大范围内的实践。这既是基本工作方法，也是密切干群关系的一条重要途径。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蹲点调查在不少人看来已不再重要了。他们爱说，如今是信息时代，蹲点调查“老掉牙”。其实不然。信息技术无论多么先进，也不能代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离开了“源头活水”，最易因“雾里看花”而产生错误判断。今天，我们仍需要多搞些蹲点调查。

　　１９６４年９月底，刘少奇同志看到某省委书记一篇讲话后随即专门写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严肃地说：你讲话中任何一段、任何一句都找不出错误，但没有实际内容，犯了一次教条主义错误。“原因是你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此，我们要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就只能凭自己头脑里想象的和文件上规定的许多框框办事。这封信今天读来，依旧让人感到震撼。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样一个现实：公务员队伍中“三门干部”正在逐渐增多。从家门到校门再进机关门，是不少新公务员的成长路线图。“三门干部”理论基础好，文化素质高，少有保守思想，使公务员队伍更具活力和朝气。但“三门干部”也普遍有个不足，就是对基层不太懂，对群众不太懂。他们往往能在大会上滔滔不绝，却不大会和群众谈心沟通；能走省出国招商引资，却不善于走街串户排解民忧。搞些蹲点调查，对“三门干部”更为迫切。

　　《人民日报》 ( 2007-01-05 第04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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