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伟勋曾在美国天普大学教授"死亡与死亡过程"十余年，在他罹患淋巴腺癌的短短3个月内，以其渊博的知识与对生死的深刻体验锤炼出《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一书。他认为，人之"生死是一体两面"，所以必须把死亡问题扩充为"生死问题"，才能达到"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而实现现代人死亡问题的"精神超克"，并获得生死的终极意义。
“死亡”自古至今一直是神秘莫测的，许多哲学家、宗教家与科学家穷其一生探索死亡的秘密，直至今日却没有一位能够给予我们令人完全满意的答案。我们的教育，也一向把焦点放在人生的发展上。于是，人们普遍不知珍惜生活和生命之美，更忽略了对人生意义的探究和体验。
现代人的死亡品质问题
就此个体死亡问题而言，现代人确实远比古人或传统社会的人们更加感到孤独无依，更会感到面临自己的死亡问题，毕竟只有“自我承担”，包括最亲近的家人在内的任何他人都无法取代绝症病人，无法在精神上为他解决问题。著名的精神医学与死亡学专家伊丽莎·库布勒·罗斯就在她的畅销名著《死亡与临终》首章说道：“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今天的死亡过程在许多方面都是更为可怕和令人厌恶的，就是说，更加孤单、机械化以及非人化……死亡过程变得孤离而又无人情味，乃是由于（绝症）患者被迫从自己熟悉的环境运出，而匆匆忙忙送到急诊所的缘故。”
由于“生活品质”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也就必须联系到“死亡品质”。而所谓“死亡品质”，基本上所讲求的是“死亡的尊严”。我们可就理想条件与起码条件两个方面，去了解“死亡的尊严”的本质。就理想条件而言，我们都希望面临死亡之时不但能够感到此生值得，问心无愧，且有安身立命之感。同时也都希望能够避免恐惧、悲叹、绝望等负面精神状态，能够死得自然，没有痛苦。如果可能，还有亲属或好友在旁照顾，给予临终的本人精神安慰与人间温暖，则更好不过。就起码条件而言，就算没有宗教信仰或没有找到高度精神性的生死意义，至少能够依照本人（或本人所信任的家属友朋）的意愿，死得“像个样子”，无苦无乐，心平气和。
死亡教育的探索
“死亡学”是“二战”后美国的一门新兴学科，一直到21世纪，形成一门极其重要而有益的学问。随着死亡学的研究发展，逐渐有人提倡“死亡教育”，认为不但应在大学学院设立此项课程，也应该在中学阶段（甚至小学阶段）推行死亡教育，应当与性教育同等重视。
据1974年7月《纽约时报》的报道，到那时为止，全美大学学院设有“死亡与死亡过程”等课程的学校已经达到165所。同年又有死亡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弗尔顿的个人报告说，中学程度以上的有关死亡教育的课程已经达到1100门以上。又据1975年的一项调查，全美至少有41家医学院开设有关死亡教育的正式训练课程。由此可知，经过有心的死亡教育专家们的长期努力，死亡教育已在美国完全落实，并且成为关涉人类高度精神探索的主要热门学科之一。
我在费城天普大学宗教系暑期班执教“死亡与死亡过程”这一门课已有10年，依我的个人经验，此课由宗教系开设最为理想。理由很简单，死亡学与死亡教育的首要课题，即在对绝症患者精神状态的了解与改善，同时也关注他的“死亡的尊严”以及死亡的“精神超克”（如宗教上所说的终极解脱或救济），故与宗教性或高度精神性的发现最为相关，讲授的教员如有宗教学的专业训练最适当不过。
我认为，“死亡与死亡过程”这一门既是最容易的课，也是最难学的课。这门课程之所以难学，乃是因为有关死亡的知识，涉及极其广泛的学术学问与问题课题，诸如世界哲学、世界宗教、宗教学等。它之所以深奥，是因为一大半人即使“活到老，学到老”，也无法真正领会死亡的意义。
在第一堂课上（每堂共3小时），我除了说明死亡问题所关涉的上述种种学问以及课题之外，还要放一个电视节目，涉及个人对于死亡看法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讨论过上面的电视节目之后，我接着介绍世界宗教对于生死问题以及“死后是否有生命”问题的不同看法。死亡问题与世界宗教的关联性讨论完毕之后，我就开始引导学生们进入我所强调的临终精神医学与精神治疗的探讨。上述是我在美国学府的一些教学经验，或可提供给中国教育界人士一些有益的参考资料。（傅伟勋）
（摘自《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