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岭市（县级）泽国镇金鑫公交公司20辆公交车约50只电瓶被盗，小偷瞄上的是电瓶上的铜。另一浙中城市金华，一天之内，城区集中发生10起白天入窃案。宁波市区最近一周内的盗窃案件突然上升30％以上。

　　浙江警方为此发出年前发案高峰提前降临的警报，通过媒体提醒社会各界及城乡居民加强防范。

　　据浙江警方介绍，年前发案高峰，早年一般在春节前半个月时出现，后来提前至一个月、一个半月，今年则提前为两个月。

　　年前发案高峰已持续多年，不可否认，它与外来打工群体中的部分害群之马“捞一把回家过年”的心态直接相关。年复一年，警方承受的治安压力越来越大。

　　压力直接反映为盗窃、抢劫案件越来越多。然而，发案高峰期日趋提前，意味着高峰时段不断延长，其本质无非是治安形势持续恶化的更具说服力的表征。这是一个比发案率不断高企更为可怕的现状。

　　平心而论，上海和浙江的治安形势放在各省（市、区）的盘面上衡量，都位居“先进”行列。放眼全国，治安形势更紧迫的省份多了去——譬如广东。

　　区域范围之内的发案率，在今天的中国日趋敏感，要想从公开报道中获知确切数字越来越难，体察治安责任主体的压力、感受及处境之尴尬，这可以理解。可尽管如此，以浙江为参照物，人们足以体味和评估国内治安情势的总体现状。

　　安全感日趋缺失，老百姓遭罪自然首当其冲，政府和官员也忧心忡忡。《北京日报》有个理论周刊，这些年一直坚持对治安形势作调查性评估。12月18日，《北京日报》全文公布了最新一次调查评估结果：社会治安持续恶化首次成为领导干部眼中最严峻的社会问题。

　　这个评估结论的权威性不在于受访样本的广泛性，而在于受访对象的专一性，受访对象系正在中央党校培训学习的司局级以上高官。

　　治安恶化在领导干部眼中最严峻，不是说他们自身的安全感受到了直接挑战，而在于这个特殊群体比其它任何社会群体掌握有更多不便公布的治安信息，以及他们必须承担的保障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好了，“最严峻”和“小偷提前行动”，足以从两个评价向度上确认治安形势仍趋恶化的事实。

　　在报道春节发案高峰提前两月来临的新闻时，记者引证了三方面的原因：越是临近春节，人们防范意识增强，下手的风险增大；下手时间越往后拖，下手者越多越集中，行窃的“竞争难度”越大；警方打击节前犯罪的警力越到节前越集中，被打击的几率越大。窃以为，上述援引自警方的三大原因，无非是个“技术性的”带有经济学意味的犯罪机会与成本的分析。它虽说是节前发案高峰提前的客观原因，却不是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识者心知肚明，那就是社会贫富差距无休止拉大，外来民工基本社会保障（包括物质的，精神歧视的、文化的和人格层面的）长期缺席、缺位，所诱发的群体性心态失衡及人格失落，致使一部分外来民工诱发报复社会的动机，其中一部分直接付诸行动。

　　问题在于打击犯罪永远是事后的被动之举。要想遏制犯罪态势，功夫全在打击之外。然而，从实际出发，尽管已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但在缺乏民主政治的体制架构为和谐社会奠基的情势下，社会公平正义日趋稀缺的现状仍将长期持续下去。由是，治安形势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扭转。面对被偷遭抢的威胁，人们还只能以“消极防御”应对之。哪一天，被偷遭抢的事情真轮到你我头上，只能自认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