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法院，一个农民工讨薪案胜诉判决执行了3年多未果。岁末将至，该法院立案庭法官为了完成任务，反过来多次劝说农民工撤销起诉。据昨天的《法制日报》报道，该名法官对讨薪民工说：“我们年底不能挂余案，你赶快来撤诉，（过完年）马上就可以重新起诉；不是不给你办，再起诉一次不就完了吗？”

　　法官无权以“年底不能挂余案”之名劝说民工撤诉，这是一个简单的法律与权利常识。但由此见出的司法行政化积弊，却是务须引起重视的。正是这种积弊，使法院不得不以完成“指标”“任务”为重，而非基于对公民的权利保障；以“政绩司法”为重，而非基于对法律精神的坚守；以维护岁末将至社会“安定祥和”的大局为重，而非基于对司法公正的追求。这也让人不由想起不久前，“民事诉讼法修订专家建议稿”进行第四稿论证提出废除立案审查制度的建议。我不知道，当积弊难除，仅仅规定立案登记制又如何能够期待？

　　结案率之下有多少暗流涌动，有多少利益纠葛？《法制日报》的报道似乎更倾向于探讨农民工讨薪的司法困扰，但这并不能遮蔽另一个判断：法院既然可以为了完成任务而劝撤农民工讨薪诉讼，那么也可以为了保证结案率而劝撤其他诉讼。换言之，有多少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及时伸张？

　　从公民的基本权利着手，正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也正是期待社会进步的一个基点。我们看到，就像有法官试图以完成任务为由剥夺公民的诉讼权一样，个别地方也在以城市管理为由，剥夺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社会治安为由，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游街示众，剥夺公民的人格权；以短信诽谤为由，剥夺公民的自由表达权，等等。这些公民基本权利的失落，正是一个法治社会令人黯然神伤之处。

　　有多少暗流涌动就有多少底线失守，有多少利益纠葛就有多少公权张狂。这也几乎是我们所能督促一个社会得以进步的出发点。司法何时具有符合司法原则的独立性？城市管理如何成为服务而不是管制？执法活动如何首先树立对法律的尊重？官员如何能够善待不同的意见与批评？所有这些，既考验着公权与私权的合理边界，也检验着一个社会“安定祥和”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