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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金羊网-新快报 | ||||||||||||||
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的演员海选在北京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群众对名著《红楼梦》的关注从刘心武的“红学”研究转移到影视剧的改编上来,新一波的“红潮”即将到来。最新一期《中国新闻周刊》推出封面故事“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红楼’”,正因为如此,《红楼梦》什么人都可以来搞一搞。 《红楼梦》改编,难点在“风流” 作者:康桥 把《红楼梦》改编为影视剧,这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如今又有人抢着做了,我们期待,但是也很担心。 目前内地已有的改编作品中,越剧版《红楼梦》相对符合原著的浪漫而伤感的气质,它集中在宝黛爱情故事上演绎,越剧演员也比较容易把握温柔哀婉的人物个性,王文娟是最成功的林黛玉饰演者。 “86版”电视剧《红楼梦》,有太多的时代痕迹,反封建的政治主题冲淡了爱情主题,或者说爱情故事成了反封建主题的载体。因此过于强调人物间的斗争,一出焦大骂贾府的戏就占了很长篇幅,因为要揭露贾府的剥削阶级本性嘛。而王熙凤俨然成了该剧女一号,因为她是矛盾斗争的焦点。在一群少男少女之中,一个成熟女性本来就抢眼,在编剧导演环节,应该特别注意约束王熙凤的戏份才对。 可能是化妆、照明、摄像等技术原因,该剧所有人物的眼睛都是混浊的,仿佛是全体得了红眼病。演员的化妆都像戏曲演员的脸谱,摄影的机位调度也很呆板,总是左摇右摇,还把人物拍得上身长下身短,全无风采,土里土气。 最主要的缺陷就是当时的导演与演员不解风情。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像是受过多年政治教育似的板板正正,看不到曹雪芹笔下人物的眉目传情,体态风流,哪来的浪漫与凄美?眼睛是黛玉的重要表演部位,“86版”黛玉只会皱眉,见不到轻嗔薄怒,其眼睛白大黑小,是民间所谓“三白眼”,加深了人物的尖刻感。反而是王熙凤、尤三姐演得较为生动———政策允许她们有点“浪”。 黛玉是改编影视剧的难点。应该为她洗清尖酸刻薄的名声,不然谁肯爱黛玉呢。黛玉不可爱,还是《红楼梦》吗?黛玉的眼睛应该是纯正而多情的,体态娇美清秀,声音应该“嗲”和“糯”,与江南女子更接近,那种娇美,是天生的,也是温柔的哥哥宠出来的,这样的女子语言有点机锋,也是可以接受的。让北方女子来演黛玉,有点为难了。眉目传情,若无纯情,若无定心,即成淫亵。 重拍《红楼梦》,主创人员是否能解得《红楼梦》的风流精神呢?今天的人们见惯了风骚,见惯了床上戏,会不会把风流拍成了风骚呢?是否能克制色情冲动呢?是否会为了增加商业元素,而加重王熙凤、尤三姐、贾珍、薛蟠之流的戏份,去抢了林妹妹、宝姐姐的戏呢?表现风骚很是便捷,中国演员已经学得技艺纯熟,表现风流则需要苦练内功。 《红楼梦》人物的风流,不能烂用脱、透、露的方法来表现。心中有风流,即使是长衣长袖,也可以满身风流。越剧演员的身段可以充分借鉴,在电影《胭脂扣》中,梅艳芳和爱人的一场床戏,身上一寸肌肤不露,却艳媚入骨,形体的柔软与表情温驯,胜过所有的“脱戏”。 经得住推敲的美人,是不是“风流体态”,走动起来就知道。林黛玉的魅力,也看她的“行动好似风摆柳”。美人的风摆柳是什么柳?是娇怯,是柔软,是柔美的乐曲,是腰身轻颤,身体均衡律动,不是歪着脑袋,一串碎步,无精打采。风摆柳的风,就是观众的温存目光。有好风才能有美人的风摆柳。有宝哥哥的温存目光,林妹妹的风摆柳才越发动人。 真正的美人,行动姿态是带有一点表演性的,她是懂得被看的喜悦与感动的,又总是不漏痕迹。叫人看出破绽,就不是耐看的美人。看与被看,是人生的日常仪式。美到刻骨的美人,即使是生命垂危,也不肯放弃“好看”使命的。为了爱她的人们,她不肯死得难看。 黛玉之死,也是难点。我们心中的黛玉美到最后一刻。生活中的死亡,是难堪的,首先是令人震惊和尴尬,然后才是悲伤。死亡是丑陋的,《红楼梦》中的美人之死却是哀艳。黛玉之死,在亦真亦幻之间。从黛玉将死,到一缕香魂飞升仙界,在文字上十分简便,大片空间留给读者想象去填补。对于影视剧导演与演员,这却是噩梦。既要死得真,又要死得美,不能扰乱观众的审美惯性。生命一点一点逝去,是有韵律的,对演员的内心体验和形体控制,要求很高,要全神贯注地去死。黛玉的死是绝望也是觉悟,解得风流,会呈现出死亡的节奏和仪式感,一种悲痛的浪漫。 中国的影视剧处理人物死亡,少有成功,很多时候,人物一死,观众就笑。《红楼梦》里有多个重要人物的死亡,对主题表达故事进展关系重大。现实主义的创作会大规模展现葬礼,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罗列,花费大量钱财,却与我们被感动的期待无关。而浪漫主义的创作,会更强调人物感情的推进层次与强度,和观众一起感动。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人魂牵梦绕的经典,在于它任何时候都能拨动我们的心弦,是内在的风流之书,是我们浪漫伤感的原乡。而那些为了经济利益急着要改编的人们,他们解得风流吗?
吴:吴官盛(通俗文化评论家) 张:张诚(娱乐记者)
张:围绕着新版《红楼梦》的影视剧改编问题,无论在演员的海选方面,还是在社会舆论的关注方面,都是反响相当热烈的。您对这种现象是如何看待的呢? 吴:这是一股文化潮流在逐渐涌起的过程中产生的正常现象。其实,大众对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关注,是承继着前一段时间对“红学”超出人想像的关心而来的。 张:哦,您是说刘心武在央视的《百家讲坛》节目中开讲自己独特的“红学”观点,因而在普通观众当中引出强烈的研究兴趣,让多年来显得岑寂的“红学”突然兴旺起来了。您认为对电视剧感兴趣,跟对学者的讲演感兴趣是一脉相承的。 吴:是的。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目前这股潮流还只是在上升期,距离波峰尚有相当距离。当拍摄完毕的电视剧正式开播一段时间,那波峰才会真正地出现。这就是电视这种大众媒体的催生力量。 张:我相信是这样的。1986年,旧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播出,也曾掀起全国上下研读《红楼梦》的高潮。我家那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小说《红楼梦》,就是那时候买的,当然,后来再也没有看过。 吴: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我看来,不管是1986年那次,还是2006年这次,群众对《红楼梦》发生兴趣,都不是一种单纯的对古典文学作品的兴趣。《红楼梦》,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替代品,为大众所接受、为群众所追求的。为什么说是替代品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是丰富浩瀚的,对于当代的中国人来说,要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些,是相当困难的。那么,怎么办?就找来《红楼梦》,把它就当成是传统文化,我们亲近了它、了解了它,也就权当是我们亲近了传统文化、了解了传统文化吧。 张:可实际上呢?真了解了吗?我看了《红楼梦》电视剧,就等于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一定修养了吗? 吴: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光回答是或者不是,都不行。一方面,看了电视剧,的确可以对小说《红楼梦》有一个感性的了解,对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文化方式也都能有一点认识,这些作用不容抹杀。可另一方面,看电视不等于读小说,读《红楼梦》也代替不了读众多其他的中国文化名著。
张:听起来您对利用电视媒体将《红楼梦》通俗化的努力似乎持悲观态度。 吴:这倒算不上悲观。不过,请允许我这样说,相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小说《红楼梦》本身已经是一个通俗化的产物了。我知道我这样讲是要犯众怒的,但我就是这么想的。在清代,《红楼梦》不就是下里巴人解闷的东西吗?它是带着深刻的平民性烙印的,尽管它的背景似乎是一个封建贵族的生活世界。 张:那倒是。现在所谓“四大名著”过去都不是什么正经书,是消遣性的读物。是“五四运动”带来的全新文学观念,将这些作品的位置提升到经典的高度。 吴:对。你看,《红楼梦》在今天已经成为这样一种标志性的东西,以至于它自己的内涵都几乎已被抽空了。我们热中于重拍《红楼梦》,却没有人去尝试拍《金瓶梅》?这是为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伴随着经典化过程的,是一种可怕的淘汰机制。一些作品,如《红楼梦》,被拔高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而另一些在艺术上可能毫不逊色的作品,如《金瓶梅》,却被极度边缘化了。一方面是人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红楼梦》故事(注意,不是《红楼梦》小说本身),另一方面,是人们完全不熟悉的众多古典文学作品。这种特殊的淘汰机制是历史的必然,可想起来,却是很残酷的事情。 张:这样说起来,人们一窝蜂地关心、讨论甚至激辩《红楼梦》的影视剧改编问题,是有些不正常的。 吴:应该这样讲:作为现象,它是正常的;作为方向,它是不正常的。文化上的这类现象,其实有其经济学属性。比如零售业竞争吧,许多小卖店、士多竞争不过大型连锁超市,结果就是有几个“巨无霸”式的超市几乎垄断了整个行业,以至于我们只要想买东西,就立即想到这么几个超市。文化上也是这样,一说古典文学,我们就想到所谓“四大名著”,就想到《红楼梦》。而我们却很少思考,《红楼梦》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大型超市在给我们许多选择的同时是否也屏蔽了更多的选择。 张:那么,解决之道为何?我们怎样抱着一颗平常心来看电视剧《红楼梦》? 吴:你的问题已经是答案了。我们要抱着一颗平常心,不管电视剧拍得好不好,不过是一部电视剧,不过是一部《红楼梦》而已,能这样想,心态就摆正了。
张:据说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投资过亿,您对这么大的投入如何看待? 吴:商业利润的引力是最强的,这没什么好说的。商人们在群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中发现了商机,于是他们就来了,就这么简单。 张:那您对这类名著改编的影视剧的艺术水平有没有什么期待? 吴:我没有任何期待。且不说电视剧能否贴近原著的精神,就算贴近了原著的精神,又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是有些虚无主义的。《阿Q正传》里不是写了吗?阿Q摸了小尼姑的头,拧了小尼姑的脸,他的理由是什么呀?他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红楼梦》的事儿,也是一个道理。1986年那帮人可以拍,2006年另一帮人就不能拍了?显然不是嘛。不要对《红楼梦》顶礼膜拜,像神一样拜,在我看来,什么人都可以来搞一搞。把它拉到它原本应该在的那个水平上来,这是一件好事来着。 张:可是,如何让演员符合人物的外貌与性格、如何体现原著的精神却是改编的争论焦点啊? 吴:也许改编者、参与者真的在这方面努力。但在我眼中,类似努力是徒劳的。曹雪芹的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之间,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社会生活上,都有着极深刻的差异。无论主观上如何用心,这种差异都无法超越。与其试着弥合这一裂缝,不如让裂缝留在那里,另外去开拓一片天空。比如,在我看来,应该深入思考的,与其说是服装如何、场景如何、对白如何,不如说是《红楼梦》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关联在哪里。也即是说,2006年,我们准备重拍《红楼梦》,它的什么东西与我们的处境相契合?是儿女情长,还是社会等级分化的加剧?是家族悲剧,还是道德伦理规范的迅速销蚀? 张:年轻的观众可能更希望看到凄美的爱情故事,而不是社会斗争或人际倾轧。 吴:哈哈。是啊,那就要看编导者是准备给哪些看、他们心目中的主体观众群是怎么样的了。我没有义务为年轻观众考虑。事实上,当今的荧屏上“凄美的爱情故事”已经足够多了,这些被有意无意抽离了社会背景和精神内涵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也许,我们还可以引申说,假如宝哥哥、林妹妹一直沉醉在大观园的卿卿我我中,那《红楼梦》还有存在的价值呢?重要的不就是理想的肥皂泡在现实的磐石上撞得粉碎的这一变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