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证实，今后国家统计局除了发布GDP指数、物价指数等传统指数外，还将发布幸福指数。消息一出，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同时也毋庸讳言，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奇迹，人民幸福程度的提高并不同步,甚至还出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幸福感觉下降的情况。单纯的GDP指数上升，并不能反映百姓的幸福程度，因此，国家统计局将出台幸福指数，应该说的确能够更好地“适应各方面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这方面的需求”。

　　在现代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是重要的一支，它所关注的是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在福利经济学老祖宗、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那里，所谓福利就是满足程度，就是幸福感。庇古甚至认为，全部经济学的本质都应该是研究如何通过提高个人的满足程度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满足程度，即社会福利最大化。在决定社会福利程度的因素上，庇古当时认为，国民收入的提高仅仅是提高社会福利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要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还必须视国民收入在全体人民中的分配情况，为此他提出了“收入分配均等化”主张。尽管这一带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主张受到了诸多批评，但无论如何，使全社会的收入差距处于老百姓心理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使全体人民共享国民收入增长的成果，肯定是一个能提高百姓幸福指数的关键性因素。

　　庇古的主张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西方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阶层利益冲突尤其是劳资关系紧张，所以，庇古提出分配均等化以提高全社会福利，就是着眼于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造成全社会幸福程度下降的问题。不过，庇古当时没有料想到：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扩张，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存在但有所下降，而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却愈演愈烈，环境污染与资源不断衰竭也成为妨碍公众幸福感以及未来可持久幸福感的又一重要因素。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基于处理好发展与环境、发展与资源之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进入新发展经济学的视野，并越来越受到重视，落实到了诸如“绿色GDP指数”这样的操作层面。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应该是现代经济学关于社会福利即幸福程度提高观点的又一次提升。

　　其实，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也一直是中国人幸福观的核心。德国著名的汉学家鲍吾刚在《中国人的幸福观》一书中认为，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甲骨文以后的早期文字中和“幸福”有关的字词和符号的探讨，可以探知早期中国人对幸福概念的心理认识。鲍吾刚找出了17个字词与符号，关乎中国人幸福感的有三个主要方面，即宗教、社会和物质，其中宗教领域有4个词值得注意，在社会领域竟然有11个词，在物质层面仅有2个词。鲍吾刚据此认为，中国人比较关注内心安宁，注重“人们给予彼此欢乐和幸福”，同时“从未完全脱离自然和超自然的地方”。这表明，在中国人传统的幸福观中，社会和谐以及与自然和平相处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相较之下，中国人并不特别在意物质生活层面。

　　总之，无论从经济学层面，还是从中国人的传统看，我们在追求国民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更加重视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更加重视协调好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是从根本上提高中国人幸福感的不二之途。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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