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亚峰：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和诸位老师朋友一起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我是研究宪法学的，从2003年孙志刚案件方面，维护公民权利方面，媒体、律师和学者三位一体不断推动中国社会的问题，在三个层次上解决，第一是个案的公正层次，第二个是规范修改，第三个是制度重建，今天我们看到很清楚，有王文达的个案，第二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这样一个呼吁，要求收回死刑复核权而且解决法律冲突的问题，这是规范修改的问题，对法律冲突问题的解决。第三，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对死刑复核问题从制度重建的层次上对它进行思考。张思之律师提出非常深刻的命题，死刑复核权最深刻的层次实际上是法理与政治的冲突，这样一个概括是非常深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依照我的理解，死刑复核问题从宪法学角度来看，它有两个意义上的问题，第一它体现治理模式的转变，从综合治理的模式到宪政治理的模式，从严打的模式到慎杀的模式，从单一中心的模式到多中心的模式。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还可以看到，刚才很多学者提到这里面有一个法律冲突的问题，有新法和旧发的问题，有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刑事诉讼法是属于基本法律，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属于一般性的法律，在这里面有这样的法律冲突。依照我的看法，受到张思之律师的启发，这里面不仅仅是法律冲突，在根本意义上两个方面的冲突，第一个是横向冲突，体现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纵向的冲突就是中央和地方。我提出一个疑问，死刑复核权为什么要收回，是不是收回由最高法院行使就一定比地方要好？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面有一个假定，为什么地方行使死刑复核权，高院行使比最高院要差，在这一点上就触及到纵向冲突司法权集中与分散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来讲，在中国引起是更加深刻的，在宪法层次上国家结构形式的问题。

崔敏：这不是分权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司法的标准，国家法制统一和尊严。没有统一就没有尊严，这个省这样判，那个省那样判。

范亚峰：中央与地方关系，司法权的统一和立法权力过分的集中以及行政权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博弈方面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困境，很多学者提到的，司法权地方化的行使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司法权需要集中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从司法符合权看到的是什么，中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结构形式上，有一个非常复杂立法行政与司法中央级地方如何恰当分配权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税制，在立法权限分配上可以看出来这里面很多复杂的困难。 我的意思是说，要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而是提醒我们注意从死刑复核权问题看出来，中国在单一制和联邦制更加复杂的借助于联邦制之间的国家结构形式上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有一系列需要处理的困难，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司法权利上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我认为我们对于死刑复核权问题的探讨就提出非常重要的一点，违宪审查制度的建设问题，就这一点来讲，我们会发现，在现行制度框架之内，对这样的问题无法找到非常良好的解决的方法，有一个启发就是说，制度变迁的模式，司法制度变革的模式是不是只走司法机关自我变革的模式，我们现在发现中国最高法院在司法改革里面基本上是所循的是太极拳的模式，作为法律司法的权利既不和政治权利发生过度的冲突，同时对民意和现代法制做一定程度的迎合，在中间打太极拳，形成灰色的地带。最高法院这样一种生存策略实际上在死刑复核权这个问题权利的扩张以及在收回权限时间上可以体现出太极拳模式的特点，正因为这一点，基于这样太极拳的模式，这一点来讲，我们知道公益事务、媒体和专家学者所来自民间的压力，非常巧妙规避政治风险，现代社会规则变迁模式法制模式、民主模式、专家模式和技术模式，在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可以发现三种模式的整合，法制模式、专家模式和技术模式的整合。我个人认为，事实上死刑复核问题还需要公众参与和充分的讨论，基于这样的元素，使现在社会规则变迁三种模式逐渐使得中国社会把很多问题从非常敏感的问题转变为法律问题，在这个基础上逐渐从制度变迁边缘层向中间层进而向核心层推进。

（以上发言均为现场入录，未经本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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