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霖：我今天想谈一下三个问题。陈岳琴律师提出来要求收回死刑复核权研讨会的问题，在表达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这两个法律的冲突是法律的冲突问题，更多是合法性审查的问题，方式上采取请求全国人大行使解释权，不能轻易说是违反宪法，因为这里面并不涉及到违宪，我认为是合法性审查的问题。我是搞实务的人，搞律师已经15年，从实务角度上谈一下杀人案件里面有一些新的特点。比如二审案件，死刑复核案件往往二审案件判决书不给家属甚至不通知律师，甚至杀人不通知家属，诉讼参加人律师都不给，以前传统的中国杀人讲究出红榜，现代社会由于人权事业的进步，游街示众不搞了，至少应该通知家属收尸，家属不通知，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第三，现在的刑法有十章，九章有死罪，只有第九章渎职犯罪没有死罪。现在是太平盛世，和谐社会，应该轻型化。刑法一共十章，九章都是有死罪，是不是过于残酷了一点。到我们办案实际，我认为97年新刑法和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和老的刑诉法，以前做律师还能从鬼门关捞点人命出来，在97年捞8条人命，98年以后不好做了。卢教授说陈律师选的案件不是很典型，他的说法有一点问题，因为都涉及到杀人死刑的概念，99年我办了一个贵阳的贩毒案，那是缅甸人，贩毒的，他是一个傣族，案情警方特勤引诱，安排了一个陷井，最高院掌握司法政策里面属于不应该杀的，是警察陷井，这个人是缅甸人，是一个傣族，他关押在贵阳看守所，看守所委托律师，跟他同牢关押是我判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改判13年，通过他的介绍，请看守所的看守到律师事务所找我，星期一的下午找到我，星期二的早上我就赶到看守所提人，看守所的看守就告诉我，你来晚了，对不起，今天早上已经拖出去了。这是我碰到第一个类似的情况，刑诉法在人权事业上进步以后这是我碰到的案件。不幸的是8月17号我又碰到了第二桩，西安一个新华书店的经理因为人事纠纷，职工把新华书店的总经理杀死了，8月17号人被杀了，8月18号他的妹妹通过各种联系找到我。她是家属，17号人被杀了，18号他的妹妹还在聘请律师到最高法院叫停，律师这样的情况，以前杀人还通知家属，杀人的时候，连通知家属这样基本的原则都不大遵守了。我们研究死刑案件收回，我认为提倡三审制，通知相关诉讼参加人在修订刑事诉讼法加以明确，而不应该模糊。

（以上发言均为现场入录，未经本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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