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宾
 
　　据《辽沈晚报》报道：受“中央一套”启发抢注商标的启发，辽宁省丹东市民邢女士抢注了两个商标：“一液情”的酒类商标和“包二乃”的女士内衣商标。她直言：“我知道负面影响会很大，我也有准备，会有人骂我，但这些都无所谓。我想挣点钱，也想到可能卖不出去。如果挣不到钱，我感觉这也是生活的快乐。”

　　明知道负面影响很大，但为了挣点钱还是要去抢注，即使挣不到钱也感觉这是生活的快乐，看来抢注人在道德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偏差甚至缺陷。不过，在如今这个价值多元化社会里，公民有较大的“道德选择”自由，也就是说：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既可选择高尚，也可选择不高尚；既可选择宁饿死而不损及他人及公共利益，也可选择以损人或制造社会负面影响而利己。况且，如今通过制造社会负面影响而求名获利者多得是，且个个都比这位邢女士的社会地位高、名气大、财富多。因此，对邢女士的举动，不妨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真正的问题在于：《商标法》是否应支持“负面影响很大”的抢注行为？

　　《商标法》、《广告法》等等，当然都是规范人们经济、商业行为的法律。但在以往的立法和执法过程中，似乎已形成一种明显的偏向：既然其规范的对象是“经济”，也就完全用不着兼顾道德与文化。而这些属于经济范畴的法律，恰恰与道德、文化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几年前，某大城市曾出现过一副巨大的“饱暖思XX”的席梦思户外广告，虽然公众意见很大，但有关部门以“没有法律依据”的理由而听之任之。多年来，不健康的电视媒体广告大行其道，其道德文化上的负作用显而易见，然而，《广告法》似乎对其没任何办法。假如说广告法尚不够完善是其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执法部门缺乏社会责任感，因为他们认为，与道德、文化有关的社会负作用与己无关。

　　《商标法》也许需要完善，例如增加申请注册商标内容的道德、文化把关标准的条款。同样重要的，则是所有的立法、执法部门以及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都应该把减少乃至规避道德、文化方面的社会负作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来源：《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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