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
 
　　作者：徐迅雷

　　杀，还是不杀？这是个问题。

　　比哈姆莱特“是生存还是灭亡”的难题还要难的难题是，一个县里的狗狗们，是要被全部扑杀，还是不扑杀？“7月25日至30日，是一场狗的集体葬礼；数日之间，超过5.5万只狗命赴黄泉”，云南牟定县就这样“闻名全国”。（8月7日《北京青年报》）

　　其实，不仅仅是云南牟定县，这些年来，许多地方陆陆续续弄过这事，只是打狗范围有大有小、媒体报道有轻有重，引起的关注度不一样而已。许多地方都曾成立了“打狗队”，打的时候狠狠地打，不打的时候啥事也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狗道”的难题，其实是“人道”的难题；城市的“狗患”，本质上是“人患”。若说“当地人防疫意识淡薄，多数狗未注射疫苗”，这怎么能怪百姓呢？政府职能部门本来就应该宣传“防疫意识”、落实防疫工作，如果把打狗的财力物力用于给狗狗注射疫苗，何至于此？

　　在整个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是平等的，人与狗本无生存意义的区别。对狗的大规模灭杀，不仅没有考虑动物福利，而且只是从自己的政绩诉求出发才这么干，这是最可怕的。政府职能部门打狗，最怕的就是像羊癫风、狂犬病一样，发作一阵，治理一阵。痛打“落水狗”，弄不好打狗者自己成为这颗蓝色星球上的“落水狗”。所以，我们特别要当心的是，动不动把“打狗”之类的弄成“政治任务”。

　　城市里的狗，绝大多数是宠物，都是有人饲养的。不可否认，其中许多宠物狗没有“登记”，有“非法”的嫌疑。而在卫生部的传染病疫情通报中，狂犬病死亡人数与致死率常常居于首位。有报道说，北京市2005年1月份统计，被狗咬伤人数达到6000余人，市疾控中心每天要为几十位被狗咬伤的人注射狂犬疫苗。养狗者要尽到妥善管理的责任，否则发生犬咬伤人，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是，狗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具有服从的天性；只要训练得法，是可以让狗狗“令行禁止”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平均一个家庭就有三四条狗，但从未出现所谓的“狗患”问题，原因无他，就在于管理得法，而且养犬人素质较高，大家形成了文明的养犬行为规范。“没有不合格的狗，只有不合格的狗主人”，这话真的没有错。引发“狗患”的根源在于“人病”；引发“灭狗”狂潮的根源，同样在于“人病”。

　　这次牟定县4000多只打过了狂犬疫苗的犬类也不问青红皂白照样扑杀，而且7月18日开始逐户“注射疫苗”，7月25日就改为了“全面扑杀”；现在引起全国反响了，则强调《动物防疫法》了；说起来是“法治”，其实还是“人治”，报道中一句话泄露了天机：牟定县在作出扑杀全县犬类时，“是在参阅国家相关法规的基础上经过上级和县卫生、动物防疫等部门的专家及全县相关部门充分讨论后决定的”。你看，是“充分讨论后决定的”，而且是全县范围的扑杀，哪里是按照我国《动物防疫法》“应当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来操作的？更是不顾“隔离、扑杀、销毁、消毒、紧急免疫接种”等不同的措施，而以简单的“暴力扑灭”取代“控制”。

　　对狗的“暴力解决”，如果多少有些让人感到不安，那么，人类还是有希望的。说实在的，我们离文明世界还很远。知否？在美国，在著名的企业Google，他们甚至允许员工带着宠物狗到总部上班，这就是“保护个性”的Google（过去译为“古狗”多好，现在弄成什么“谷歌”，我看一点特色也没有）。狗本身无罪，只是管理狗狗的“人”失职了。由于我国稀缺有关保护动物福利的细致法规，所以让“养狗者”无所适从，同时也让“打狗者”有了乱打一气的“空子”。

　　最简单的办法，往往就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办法，也就是最被世人诟病的办法，这就是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不难想象，这回干净彻底地打了狗，一时清净了，一时安全了，但过不了多久，又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谓“一条狗狗倒下去，千万条狗狗站起来”，这种运动式的“打狗”，永远换不来“狗宁静”的日子。

　　狗有病，人已知；人有病，天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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