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
编者按：7月24日本报刊发张亚山先生的文章《80后：请别走入道德虚无价值失范的迷途》，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80后是阳光的一代还是迷失的一代”的讨论，张亚山先生在沉寂多日之后，又提出了新的看法，我们把它刊发出来，以引起读者对80后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市场经济的惟利是图对传统道德观念形成了巨大冲击，教育缺憾造就了价值模糊的一代新人，网络和游戏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冲动，道德负面现象拷问着公众的神经。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批评和干预决不是无关痛痒的。
拙文在北京青年报刊登之后，我的一位同事和我谈论起“80后”的话题，他对我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的使命。”我的这位同事以委婉见长，但我还是听懂了他的意思。他是说，“80后”以什么方式成长，并不见得都由他们自己说了算，他们在这个时代扮演什么角色，也是有历史惯性的。他的话让我反思，我是不是对“80后”太过苛责了？
但是，如果像我这样的年长者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共性问题，却以“历史惯性”为由对之不置一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试图干预历史惯性，而是表现出无度的宽容，是不是就一定对“80后”的成长更为有利呢？
贵报就我提出的话题展开讨论，显示出编辑们的敏锐，让我多少有些意外。这些天，我一直冷静地关注着每一篇讨论稿，耐心地分析着赞同和反驳的意见，同时也关注着更多有关“80后”的新闻。就在不少有识之士对“80后”进行阳光式肯定的时候，上海申花的训练基地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该球队主教练吴金贵的宝马车被球员砸了，砸得很惨，而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一位“85一代”的年轻球员。谈到这件事的时候，申花队的管理人员反复说到“可怕”，申花的训练基地更是流传着一句口头禅：“不要得罪小孩”。
砸宝马事件再次让我意识到，我提出“80后”的道德迷失问题，并不是一个伪命题，社会上不少人对“80后”的批评与非议，也不是简单的价值冲突和代际否定问题。“80后”所表现出来的征候，不是一种新价值观对旧价值观的挑战，而是对道德底线的漠视，对普世价值的背弃。
申花的“小孩”为什么可怕？因为他们不但以自我为中心、经不起挫折，而且一旦自己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就什么事都敢做，做了之后也决不承认、更不道歉。从申花小将到文坛新人郭敬明，都表现出是非观念模糊的问题，都反映出道德底线缺失和行为失范的问题，从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革命性的价值颠覆，感受不到震撼之后的佩服。面对着这种完全没有敬畏感的新人，面对着那些悍然向父亲举起斧头的小孩，我只能感觉到可怕！
在贵报刊登的讨论文章中，毕诗成和徐迅雷两位达人都拿美国嬉皮士做例子，证明垮掉的一代并没有让美国社会垮掉，他们还不约而同地列举了我们社会出现的“80后”富翁，试图说明“80后”并不都是“孬种”。对时评家们的这种不痛不痒文字，我是多少有些失望的，他们对待材料的草率态度、以偏概全的论证方式、“不敢得罪小孩”的进化论思想，都让我感到遗憾。
首先要说的是，“80后”出现几个富翁，只能说明他们在创造财富方面不是孬种，并不能证明他们的道德水准，就好比郭敬明上了福布斯排行榜不能证明他没有抄袭一样。其次，如果对美国垮掉一代多做一些研究，看看美国社会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就不会那么爱慕人家的嬉皮士文化了。我读一本译介过来的书《从嬉皮到雅皮》，就看到了性、毒品、暴力对美国社会的瓦解与损害，看到了性解放对艾滋病大流行的助推。美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垮掉，并不是因为垮掉一代没什么可怕，而是美国人对嬉皮文化做了深刻反思与修正，回归了传统的伦理价值。如果我们对“80后”的问题视而不见，很难说这一代人会在歧途上走出多远，他们会对我们的历史承担何种责任。
作者：张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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