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无数次这样说过：我出生在浏阳河的边上。虽然这句话是真的，但看上去明显有不自然的成分。我之所以说起浏阳河，可能是觉得它比长沙的名声更“好”一些。
我家的后面就是浏阳河，在八十年代我家那些相对殷实的日子，我家用砖垒出的围墙外从未在我的记忆里被洪水浸染过。可是，不知是从哪里一年，那是我不能确定记忆的一年，从那时起，我仿佛年年可以看到洪水，看到原来长水稻和油菜的田地被水淹没，人们将各种船从浏阳河、从湘江，一直开到我们长稻子的田里。有一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直升机，驮着轰鸣的柴油机马达在我家的上空飞过，前面是一片黄白色的水；有船运来油、米、蜡烛，我家隔壁的本家奶奶突然又犯了羊癜疯，光着脚，挽着裤脚，站在水里喊着对面不认识的人……
九十年代，几乎是年年如此，我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种下关于洪水的记忆。
直到有一天，洪水到八月还没有来，有人说，河上修了水坝，从此以后，水就很难涨上来了。尽管是这样说，见惯了洪水开惯了玩笑的人们太难将这些当真的，就像几个熟悉的妇女一起玩麻将，个人都说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大声说着，又抓了一手“臭牌”——她们只当是这样说说罢了，反正谁也不会将这当真的。
后来，关于洪水的警报虽然还是年年在省电视台里发出来，湘江流域还是年年有水超过警界线，去袭击疲软的城市，劳累的乡村，辛苦干活却缺乏收成稀薄的人们……
然而，浏阳河突然在记不得是哪一年停止了发水。等我上了大学，我听母亲说，隔壁的本家奶奶再没有犯羊癜疯，她不得已住进了医院，被查出得了一种不太危险的癌症。我回家的时候，看见她腰上挂着密封的塑料袋，我又听母亲说，她切掉了一个肾脏，从此就说话正常了。
洪水不发了，人们都忙着种田，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拼命地读书。父亲和我说过，要走出那旱涝不保的地方，读出去，我甚至可以不再回来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还是时常往家里跑，听报道说湘江涨水，我就打电话回去，急忙地问着那几亩田地是否也被水给淹没了。还好，一直没有。
今年洪水多得很，都是从海里来的台风造的孽。大半个七月，又是“碧利斯”又是“格美”，人们给这些造孽的东西取了这样好听的名字，它们却张牙舞爪地四处掀房子淹农田冲刷街道。半月前，“碧利斯”肆虐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家，父亲又告诉我，家里并没有事，浏阳河还是没有涨上来。可是我知道，暴雨和洪水早已经将湖南的南方弄了个底朝天，几亿元几亿元的损失，我看着那些倒塌和房子，那些站在水里哭泣的妇女，那些洪水后收割倒成一片的稻子的人们，我在想，经过这次洪水，他们要收割多少稻子，才能够弥补它的损失啊。可是，我记得家里发洪水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希望洪水冲掉家里的老房子，那样，我们就能够接受援助建新房子——后来我知道，这样的想法有多么危险。
洪水过去了七八年，我仿佛觉得它已经和在河边长大的我不太相干了。洪水在河上涨，桥修得那么高，修得离我们的房子那么远……
然而，我还是要在那些涨水的画面和文字前，紧紧地握着拳头。我家没有什么远亲，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坐过火车，我的家人我的祖宗们可能一生一世生活在那个过去常发洪水的土地上，守着我们的祠堂，我们牌匾泛白的祖宗们。我们的洪水离开我们后，我又为自己种下了一个公共的良知，它让我不得不为这个日渐频繁地覆盖着琢磨不定的水的世界时常哭泣。
2006.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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