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
 
　　伪道学的厉害，就是冲出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阵劈头刀棒，砍得你魂不附体、满地找牙。借助道学的名义，摇旗呐喊，要铲除“败类”，其实只是一种“伪装化”伎俩。

　　这让我想起一个人的境遇，张竞生，时1921年10月，他受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教学以外，他开设了一个课外补习班之类的东西，像现在的业余补习班，以得两碗稀饭钱。他讲什么呢？他讲性心理和爱情问题，同时与北京《晨报》副刊聘请美国著名学者格山夫人来北大做关于《为什么要节育》的报告。1925年，张竞生在报纸上发出启事，公开征集个人性史编著成《性史》。从此之后落下一个“性欲博士”的头衔，招惹得声誉扫地，从北大撤离。不幸的是，1929年初他到杭州讲学，又被冠以“性宣传”罪名驱逐出境。可怜的张博士，竟然没有了容身之地。

　　那个时期，中国封建余孽尚存，发出这样的言论，其遭遇也属正常。可是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还有许多人认为这类事情绝不能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谈性色变”的传统观念还根深蒂固。

　　近日，北京市性健康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张玫玫策划数月之久的北京第一个“性教育夏令营”宣告失败。从事性教育长达16年的她不得不面对现实。张玫玫无奈地说：“性教育并非等于我们所谓的两性关系，我们的性教育夏令营并不是给小学生灌输性的理论知识。性教育教人如何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好男人或者好女人。”（7月31日《竞报》）

　　记得看影片《恋爱中的宝贝》，女主人公脑海里不断地闪现出她在少女时代的记忆，母亲的话语，“你是从垃圾篓里捡回来的”，周围是一群青年少妇的“哈哈”大笑声。也有他们所居住的环境所造成的特殊因素，隔音不好的土墙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父亲母亲总是在床上弄出一些异样的响动。这都在她纯真的少女时代留下了难以化解的阴影。她怎么也闹不明白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这种极大的反差，对她的灵魂产生了一种虚幻、空想、狂想的症状，直至她无法释怀自己灵魂深处的幻觉而剖腹自杀，结束了她人生的旅程。最后的结局唐突而又符合逻辑，让人不得不担忧当前青少年性教育的状况。有媒体报道，在北京某医院，几乎每天都有一到两名在校女生前来做流产手术，甚至有的女生一年流产三次。在当今青少年性成熟较早的现实面前，“上游不疏导，下游只能抗洪抢险，如此恶性循环只会产生两种结果，要么孩子沦落为社会不良青年，要么走上轻生道路”。

　　事物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你要是越拒绝越遮掩，反而越适得其反，更加剧对某件事情或事物的了解、向往的心理。但凡如此，何不顺其自然，遵循科学，结果肯定是好，而不是坏。

　　张玫玫牵头举办“性教育夏令营”活动虽然失败，虽然中国性教育路途是那么遥远，但也是一件好事，路总需要走的，步履维艰，失败再所难免，为了孩子，理应承担着失败而继续前行。

　　□侯书议（北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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