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齐达内为什么不惜被红牌罚下，而在世界杯决赛上“突然头袭”马特拉齐？因为“对手用脏话侮辱我母亲和姐姐”！就在听到齐达内披露“冲冠一怒为母亲”的时候，从齐鲁大地传来“悲凉一信弃母亲”的消息：一位患病的贫困儿子，将身患绝症的老母亲送入医院3天后不辞而别，仅留下一封写给母亲的信；已经花了15万，体重仅剩29公斤，罹患胃癌到晚期，生活已不能自理的66岁老人，正独自一人在病床上忍受着病痛的煎熬。

    我宁愿把儿子的这个行为，看成是一次个人的无奈的“求助策划”，而不是真的要抛弃病中的母亲。所以我在报道的字里行间，特别是在儿子留书的背后，找寻着蛛丝马迹。我看到“母亲，儿子我身体也不好，有肝病已纤维化，离肝硬化不远了，治疗几年花了不少钱”，仿佛觉得这不是写给母亲看的，而是写给他人看的；我读到“你也劳动辛苦了大半生，到如今为什么得不到一点的回报呢”，依稀觉得这不是对母亲的发问，而是对人间的“天问”……

    由于没有更深入的报道，我无法推定这是写给母亲的无情辞别信，还是写给公众的深情求助信。我宁愿把报道里所说的“一单位送来的花篮，条幅上写着，你的药费我们承担”，看成是“求助”的结果。但不管如何，这个事件到了这个地步，是人世间的现实不幸。

    经济学家何塞·卢林贝格是“不幸福经济学”的创立者，在他看来，人们在关注经济的增长速度时，更应关注“不幸福”的增长速度。而在国际上，有一个衡量民生质量的通行指标，就是“民生痛苦指数”（MiseryIndex）。有专家建议，应广泛建立“民生痛苦指数”的统计、监控、公布机制；通过公布“民生痛苦指数”，转向更为人性化的发展思路，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古往今来，无论何处，幸福抑或痛苦，都是一种现实的、客观的存在。当我们面临生老病死而入不敷出的时候，痛苦是很结实的。所以，我们不必讳言一个正在艰难转型的时代，百姓有着种种痛苦，而应该让民生痛苦指数成为一个寻常的公共话题，并且大方地从这一公共话题出发，大步走向社会公平，大力改善民生质量。这样，对每一位病中母亲的拯救，就用不着小计小谋，因为有着社会的保障救济之道——那才是拯救的正道和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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