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在沈阳警方的一次晚间行动中，在一家足疗店的里间抓了一名当地副厅级干部和一位女服务生，两人当时衣着整齐，干部付了服务生100元钱，两个事后被认定为“卖淫嫖娼”。罕见的是，此事竟引来96名全国、省、市、区四级人大代表（其中全国人大代表14名、辽宁省人大代表50余名）联名向全国人大、辽宁省人大、辽宁省检察院提交了《关于依法公正审理“卖淫嫖娼案”的建议》。

　　平心而论，警方以现有证据判定这名干部嫖娼确实有些牵强，虽然我非常不理解干部为何要“平白无故”给女服务生100元。足疗店无疑是一个暧昧的场所，这一点人尽皆知，这名干部是纯粹去足疗，还是“嫖娼未遂”我们无从知晓。虽然我们非常痛恨警察滥用权力，但是一个优秀的干部假如不是出于“微服考察”的需要，我想也还是少进此类暧昧场所为妙。

　　“尿泡饭”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些基层公安部门的重要“创收”来源之一，可以说，此类“嫖娼冤案”在全国当不在少数。令人诧异的是，并未造成严重后果，滥用权力情节也很“常见”的“干部嫖娼”案，为何竟能引起近百名人大代表关注呢？这无疑是罕见的，那么，这种罕见究竟正不正常？

　　就个案而言，“干部嫖娼”案无论是对社会正义的戕害，还是对公民权利的褫夺，与96名四级人大代表建议重审的“阵势”都不是很匹配。我当然不是说干部嫖娼的“冤屈”不值得关注，如果人大代表对人间冤屈一贯如此秉持正义的话；问题是，一些对社会影响更大、对社会正义戕害更多、乃至违背宪法基本原则的大案中，我们却很少听到人大代表发出的正义之声。因此人们难免怀疑：是不是因为“副厅级干部”的身份，才引起人大代表如此关注呢？或者说，如果只是一个普通人卷入了这起嫖娼案，会不会还有如此之多的人大代表关注？

　　其实，“个案监督”本身就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论题。人大及常委会对法院实施个案监督，究竟是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还是违背了司法独立原则，目前并没有定论。因为，如果“干部嫖娼”仅仅是因为“干部”身份引起代表关注的话，就完全有可能出现那种谁都不愿看见的乱象：违法干部联合熟识的人大代表，集体向法院“逼宫”，施加压力以做出不公判决。

　　显然，与“个案监督”相比，人大代表重要的监督职能和理性的监督智慧更适合在公共领域发挥。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关注社会热点，紧急建议叫停银联卡跨行查询收费，获得了社会的一致好评。人们期待产生“黄细花效应”，实际也就是期待人大代表能真正代表人民，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积极作为。遗憾的是，与96名人大代表建议重审“干部嫖娼”案的热闹场景相比，黄细花却显得非常孤单。去年，某律师起草了“制止公款吃喝”的立法建议，在媒体上征集人大代表支持，却无一名代表作出回应；深圳市民李红光从群众中收集了12个建议，却只能通过刊登广告寻找代表——某种程度上，人大代表与公共生活脱了节，与选民意愿脱了节。

　　正是在这样的鲜明对比之下，罕见的96名人大代表建议重审“干部嫖娼”案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如果人大代表把用于关注“干部嫖娼”案的极大热情，奉献于国民深受之累的“新三座大山”，奉献于反垄断的伟大博弈，奉献于社会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那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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