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向瓜农收900元卫生费的现代聊斋、有要擦皮鞋的统一着装的都市怪谈、有要建设“无摊城市”的城市乌托邦……在过眼的新闻里总有一些人、一些物，因为这个城市的面子而呼吸艰难。“都4天了，到现在也没有一人来看望，更别说给我们付医药费了。”昨天上午，在河南信阳平桥区人民医院住院部三楼骨科，40岁的李玉梅哭着对记者说。李玉梅称，几天前，她丈夫王志在街上卖玉米时，被平桥区市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打成肋骨骨折，经法医鉴定为轻伤。打人者既未受到处理，也未给他们任何说法。(7月8日《大河报》)

谁会同情一筐鲜香玉米的命运呢？只因为，那一筐玉米“弄脏了地面”。那么，在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商场店家请了N流的所谓明星摆摊庆典，他们弄脏弄乱的在城管眼里估计就不叫“地面”了、或者不是“城市的地面”吧。很奇怪，玉米在城市的悲惨遭遇和西瓜在城市的头破血流如此相似。其实也不奇怪，玉米和西瓜的出身决定了它们的命运。这些“弄脏了地面”的大抵都是些农民、下岗工人、苦命老人等弱势群体，他们为了生存而“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挣一份血汗钱、却不幸让城市的面子很不高兴，打伤农民的城管在暴力惯性思维里可能健忘了：飘摇的制度之上，还有不灭的人性。

那么，为何玉米在城市的命运如此不堪呢？首先，是可怕的“市容市貌阶层决定论”。在封建时代开始的“街道整洁、楼面划一、车水马龙”的城市政绩表象观作祟下，好面子的城市政府必须默认支持一支“如虎似狼”的“能干队伍”来清理门户——这正是城管屡屡暴力执法而屡屡纠偏失败的根源，于是城市管理者在否定既存、超越现存的过程中，可以置现实的民生状况与人文取向于脑后，从极端走向极端，并沿着权力路径而走向思维的偏执，把社会胜境理想化的归置成“城市人自家的天堂”，所谓的落后与野蛮、问题与不堪，通通归谬到那些“不入流又囿于自身素质”的底层或外来阶层身上——在情感走向“上层化”的路上，玉米西瓜为代表的民生利益集团成了城市妆容上的一粒粒雀斑，或激光或冷冻，必“除之而后美”。

其次，是权力放大后的“执法惰性”。文明执法与野蛮执法的区别在于程序和手段，公正的程序才能带来公正的结果。城管行政执法主体的资格含混暧昧至尽，高调的执法狂妄却屡屡成焦点。逻辑而言，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力边界以及可采取的手段种类等，都不能逾越其应恪守的法理界限，但问题是，法规在赋予城管广泛职责的同时，却没有设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导致管缺失下的权力异化成为常态，这是造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根源——即便从一般社会认识及法律常识的角度来判断，“打砸抢”农民的手段怕也是很难理解怎么会用来对待“阶级兄弟”的吧，别说是执法者，就是普通市民，打伤别人不声不响，也很难合乎法制社会的逻辑。劝说也能让城市干净、砸了玉米也能让城市干净，从机会成本来看，后者效益震慑大、见效快、且成本为零，透过这个价值选择，我们不难窥视城管执法的怪异背景。

在我去韩国旅游的时候，一直在为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小摊小贩担心，这些“大胆”的遍地开花的用我们术语讲叫“占道经营”的能与这个干净的城市相安无事吗？城市很干净，更离奇的是“竟然”没看见一个城管；据说纽约市议会提出《人行道摊位修正法案》、要对一直允许的占道经营加以“有条件”限制时，纽约市长否决了提案，理由是将可能使一部分“新移民”、“小生意业者”的生存权利受到可想而知的损害……一个大叫“包容、人本”的和谐城市，为什么容不下一筐玉米的飘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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