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少人注意到我们如何建构一种成熟的、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相适应的国民意识的问题。我也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引起我们关注。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革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郑必坚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今天的发展乃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获得的。这一历史发展的道路当然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必然延续，但也是一种重要的新发展。二十世纪的中国曾经有过非常巨大的民族屈辱和深刻的历史悲情，也在百年的“强国梦”中坚韧地追求民族的独立和发展。这些历史深刻地影响和教育了我们，让我们的文化精神注入了宝贵的民族情感。

　　今天的中国进入了新世纪，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虽然还存在着种种矛盾和问题，但我们毕竟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的展开。我们有了告别过去悲情的现实基础和具体可能。我们今天完全有条件在更好地继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塑造新的民族性格，创造一种新的、面向未来的国民意识。这种意识当然必须牢记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痛苦和悲情，但也要用新世纪的新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去开创未来。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朱自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他1924年夏天在上海电车上的遭遇：遇到了一对西洋人父子，朱自清先生按照自己的习惯友善地看看那个长相可爱的“十一二岁”的白人男孩。但他没想到的是，那个男孩向他伸出了脸，充满了蔑视和敌意：“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我在那小洋人两颗枪弹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觉着有被吞食的危险，于是身子不知不觉地缩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丽思的劲儿！”“这一次的袭击是许多次的袭击的小影，他的脸上便缩印了一部中国的外交史。”朱自清由此产生了复杂的情绪：“我因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虚，一面却又感着愤怒；于是有了迫切的国家之念。我要诅咒这小小的人！”“但这孩子却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从容，他的沉默，他的独断独行，他的一去不回头，都是力的表现，都是强者适者的表现。”于是，朱自清写下了这一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的记录。这也是百年中国的悲情所在。朱自清先生的悲情正是中华民族的痛苦的投射。

　　这篇文章留下的历史记忆我们不应该忘记。但在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告别这种屈辱的历史条件，如果再度出现这样的场面，我们可能就会将它理解为一个个人的教养和品质的问题，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事件，而不是和民族的屈辱和痛苦相连的事件，我们今天也不必再把这样的场面理解为一种民族的“悲情”的展现。因为一方面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是对于一个民族的侮辱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也给了我们朱自清先生在当时不可能有的自信和自如。

　　这说明我们应该永远珍惜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史的悲情中的记忆，让它们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动力；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民族性格添加新的元素，注入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继承先辈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对于中华民族的感情，但无疑需要有新的具体的行为和具体的思考。这就要求我们有新的国际视野和新的大国国民意识。

　　新的国际视野就是在全球化的挑战面前更加理智和从容地面对世界，将捍卫基本价值的坚定和面对具体问题的灵活结合起来，充分了解世界的变化并作出恰当的反应。大国国民的意识，则是需要将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思考与中国的发展相适应，使得我们的自我意识和我们的实际分量相适应。这就要求我们得以面向未来的想象力在各个方面作出努力，让我们的文化精神和基本价值被世界理解的同时，耐心地以“和而不同”的胸怀和态度与他人沟通和对话，并在我们的教育和传播中注入一些对于民族的发展有利的新的元素和新的意识。这就会让我们在更好地面对未来的同时，也更好地继承我们的传统。

　　这其实也是朱自清这样的前辈在当年对于未来的期望。我们应该努力不辜负这种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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