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我接到以前我去过的一个民工子弟学校校长打来的电话，他的学生家长在深夜下班回家的路上被歹徒袭击了。那是一个安徽来的一家子，被打伤的是一个母亲。当时，她被歹徒用砖头敲得全身是血，需要去医院治疗，却没有钱医治。

    过了一个星期，昨天下午，她的丈夫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妻子被公司辞退了。她在一个水疗中心做保洁，做了6个月，没有签定任何合同，没有任何关于她的工作的单据在她手上。我清楚，她是那样的弱势，几乎没有力量去为自己多争取什么。她在下班途中被袭击了，没钱好好治疗，花了两百多元买简单的药，也拿不到用人单位的补偿，更让人气愤的是，因为这个事情，用人单位以“她被打伤，无法正常工作，他们的保洁需要继续”为理由，将她辞退了。

    他们想讨一个说法，一个公道。他们有两个正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孩子，一家四口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平房里，如今，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也失去了。

    他说的事情我其实能够想到，这样的事情很普遍，可他那样问我，能不能过去一趟——他希望我能够为他的妻子讨个说法，一个公道，而我知道，我所能够发出的力量或许太小了；但我还是去了，我相信，即使我出现在他们面前，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这样的事情有多少？我们没有办法去统计。他告诉我，在他们附近的一条小河，时常会遇到不明的尸体——那多是被残害的外来打工人员，他们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歹徒抢劫的？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可他们还是执意留在北京。

    我对他们说得更多的，是让他们继续去找份工，这样才好维持他们的生活；我说，另外找一份保洁的工作，不会太难。他原来在饭店干过活，后来也辞工了——他们的生活完全没有保障。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现在正无助、无力地留在家里，他们最大的希望，也仅仅是来自用人单位的一句安慰，一点点医药补偿。然而，她被耽误的工资也被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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