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6-20  广州日报网络版 王鸿刚

　　我们不应拒斥任何合理的要求，也不会寻求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人，我们应该让所有人，尤其是对我们不甚了解的西方人心悦诚服地欣赏我们的价值观，认同我们关于“和谐世界”的构想——这是“创建和谐世界”的题中应有之意。

　　《论语》曾言，为政之道，在于“近者悦，远者来。”上海合作组织5周年峰会已经结束，与会各国媒体对“上海精神”的赞扬之声仍不绝于耳；胡主席在“亚信峰会”上进一步地阐述了中国“和谐世界”的国际秩序构想，又在亚洲国家之中引起共鸣。若将上述孔子所言作更宽泛的理解，中国的外交已经做到了“近者悦”。中国的外交理念不但受到中亚国家的好评，中国十多年来在东南亚、东北亚的外交实践，也同样得到了曾经对中国怀有疑惧的国家的认可。但我们还要想想，我们的外交理念是否达到了“远者来”的效果，得到全球其他国家、尤其西方国家的认同呢？

　　可能有人会问，我们的和谐理念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可已经足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得到西方国家认可？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要创建的和谐世界，应该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和感受。我们不能给人这样的感觉，即中国打着创建“和谐世界”和“和谐地区”的幌子，有意排挤某些国家。我们不应拒斥任何合理的要求，也不会寻求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人，我们应该让所有人，尤其是对我们不甚了解的西方人心悦诚服地欣赏我们的价值观，认同我们关于“和谐世界”的构想——这是“创建和谐世界”的题中应有之意。

　　坦率地说，西方文化中也有“和谐世界”的理念，并与中国的理念有根本不同。因此，要西方人理解和认可中国式的和谐世界理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和谐，源于“人性本恶”和“丛林法则”的哲学假设，而中国政治文化则恰恰相反。西方文化习惯于从实力政治的角度理解和谐。这种和谐，并非源于对每个国家利益和意愿的尊重，而来源于对弱肉强食法则的尊重。从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二战后期初创的联合国，无不体现着对达尔文学说的顶礼膜拜。目前，这种强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体系特征虽有所改观，但其本质并无变化。而源于中国儒家传统的和谐文化，不但强调人性本善，而且从一开始就主张在人际关系之中校正自己，是一种充分尊重“他者”的谦卑文化。若在“中心论”和“例外论”等以自我为中心的认识论框架下理解中国的和谐文化，自然会有困难。

　　如果上述所言的实力差别、即“量的差别性”构成西方“和谐论”的一个基础，那么“质的同一性”则构成其另外一个基础。简单地说，这个“质”，就是基于“普世理性”的西方民主。在哲学层次，西方文化有一种追求普世性和同一性的强烈冲动；在政治层面，自命为西方文化的代理人则拼命地向全球输出西方特色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民主和平论”就是在这样的冲动下被炮制出的。而中国文化讲求“君子不同而和”，并将“同而不和”视作很低的道德层次。因此，中国的“和谐观”在体恤“量的差别性”的同时，也特别尊重“质的多样性”，胡主席在耶鲁所言的“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的画卷”，是这种境界的最好说明。

　　可以看出，中西文化对于和谐的理解确实存在本质不同。但是，这种分歧是否意味着西方人根本无法接受中国的“和谐世界”理论呢？

　　哲学思考的结果，从来都不是得出一个结论，而是挖掘出更多的疑问。关于西方能否接受中国的和谐世界观，作者无法给出一个绝对确定的答案，而宁愿和读者一起，在时间的长河中去思考和见证。中西文化虽有不同，但绝非没有“最大公约数”。随着二者的平等学习和相互借鉴，西方接受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的那一天，是可以期待的。（作者：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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