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观“绿色和平”摄影作品展《稻米之路》系列
摄影展现场前排就坐（由左至右）：中国农科院“作物种质资源考察与保护生物学”专家杨庆文，稻农摄影指导、云南著名摄影师耿云生，云南稻农摄影师代表熊贵芝，绿色和平国际资深影像总监John Novis，绿色和平项目主任王路侠，绿色和平媒体主任周梅月。
作者与读者（由左至右）：我，一位现场观众，荷赛奖得主丹尼尔，本次摄影展年龄最小的作者、21岁的傣族姑娘白云仙。
“我十七岁那年考上一所学校进城念书成为远近闻名的事件，人们当然羡慕我因此户口转为“非农业类”而改变了命运，但最基本的羡慕还在于我从此以后可以吃上一口饱饭。他们越是羡慕我，我越是知道我是农民的儿子。”
——摩罗 《我是农民的儿子》
很惭愧，从第一次在余杰的书中接触到摩罗这个名字，过了三年，直到我大学毕业，才在《天涯》杂志上读到摩罗的文章。我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但我始终有一个半模糊的印象：摩罗说，他始终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即使在城市中生存，却始终感觉到与城市的格格不入。
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上大学来到城市，渐渐地融进了城市里头。虽然说不上是与城市格格不入，但因为我的敏感和倔强，也始终保持着与城市的隔膜。这种隔膜在变幻中存在着，时而轻薄如纱，时而严重阻碍着我的生活。有时候，我仿佛感觉四周都是异样的大人物，不知道拿什么与他们交谈。在北京，红墙青瓦高城楼，大广场上面的每一个人都和我保持着同样的一种距离，想靠近他们，除了紧张之外，别无他法。这就是一种边缘的城市状态。
到今天，我开始以文字谋起了生存，背着包，拿着相机与笔，时常在城市中穿梭。我已经不再和父亲、爷爷那样，明天依靠着土地生活。昨天，我看到浏阳河周围被污染了环境报道出现在几家网站的首要位置，而我眼中真实的浏阳河，在大约十年前，就已经渐渐远离了清山绿水、鱼鸟成群。由此也可以想到，即使以文字、镜头为视角，我们的脚步也总是走在自然的后面——我所想到的自然，包含着被人类浸润的日益危机的环境。
而我的笔是否有力？这支笔其实不是一支新闻记者的笔，而是一支散漫的情绪化的笔，虽然它很想写下生活的负重，却也往往让我、让别人感到软弱无力；事实上，这种无力时常袭击着我。
“你总是怀着文人的小心计。”一个人这样对我说。
我不能否认什么，是的，这支类似文人的笔，总是在事实面前，有一种类似隔膜的形状。然而，我应该为此悔恨吗？我就成了一个文人吗？什么是文人？我经常这样问自己，但总是得到让自己虚惊的答案。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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