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道德准则变迁
一、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温、良、恭、俭、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人施己，先施于人”“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二、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念———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三、“五讲四美三热爱”讲卫生、讲道德、讲文明、讲纪律、讲奉献环境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四、“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一文）
老美有一份《世界公民行为准则》
“五一”黄金周即将到来，准备出境旅游的市民不少，传媒也不断刊发“五一出境游注意事项”之类的内容，什么“不要穿戴假冒名牌”啊，“注意国家不同，手机制式不同”啊，“国外消费场所通常接受银行卡业务，不要多带现金”啊……。提醒不可谓不周到，服务也真细致。可是，几乎没有看到过提醒市民出游时如何注意自己的文明行为，注意维护中国人的形象。
最近读到美国出台的一份《世界公民行为准则》，其中就海外旅行过程中如何提升美国人的国际形象提出了16条与礼仪有关的忠告。读来颇为有趣，也颇有感触。比如：
无论你心里怎么想，你的言谈举止都应该谦虚谨慎。（在许多国家，任何形式的炫耀都会被视为粗鲁无礼。）
想演讲时就只对你的孩子演讲。（无论谈论什么话题，都应该让谈话成为谈话而不是演讲。）
说话声音要低、语速要慢。（大声说话往往被认为是夸夸其谈。说话太快会被视为咄咄逼人和具有威胁性。）
如果要谈政治，那就只是谈谈而已，不要争论。（避开与美国政治有关的争论。即使有人攻击美国政治家或美国政策，你只要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就行。）
看看人家的“行为准则”，指导性真强，既事关个人的文明举止，又关乎国家的利益和形象；既提出细节的要求，使人知其然，又说明原因，让人知其所以然。这样的“行为准则”，符合美国国情，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指望通过这些行为改变美国人在世界上给人留下的傲慢自大、麻木不仁、物质至上、对别国的文化一无所知的丑陋形象。据说这份“行为准则”是美国国务院与各界一起制定的，一些大公司已经要求即将出国的雇员携带“行为准则”手册，依照“准则”行事。
公民道德，除了在道理上阐明强调、大张旗鼓地宣传外，还需要有便于依照、遵循、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道德规范也应该细化，有的放矢、分门别类地提出要求。美国的《世界公民行为准则》不论老美们能否实行，能否都做到，至少自己的言行是否合乎礼仪可以有所参照了。由此想到，我们的权威部门能不能也制定一份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的海外旅行“行为准则”呢？（怡然）
寻回失落的道德
●从“以德治国”到“八荣八耻”
2001年，江泽民在与参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提出了既要依法治国，也要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人民日报》(2001年01月11日第一版)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委员时提出了“八荣八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为中国社会树立了新的道德准则。
●孙立平：道德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
当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被破坏的时候，道德便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当道德无力维护公平和正义的时候，它在小人物的面前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就像一个把饭做糊了的小媳妇一样。相反，在公平与正义能够基本上得到维护的时候，道德的力量也会强大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说，道德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道德本身是不能单打独斗的。
●李隼：让法律去冲锋陷阵？
现实社会中，这些道德底线，已经具象化为法律的要求。广义的道德包括法律，法律是底线的道德。而我们俗称的道德，是法律之上的规范准则体系。因此，一切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也必然是违法行为。“底线下沉”现象与其寄望于道德救赎，还不如让法律去冲锋陷阵。
●杨雄：让“潜规则”来调节
法律是调节人们行为的底线，道德则是调节人们行为的上线。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在道德与法律之间还需要有一个环节来进行调节，作为法律与道德的补充———这一环节可以定义为社会的“潜规则”。
何谓“潜规则”呢？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捡到了100元钱将它交还于失主，失主按照约定俗成的做法，给你其中的5%%或10%%作为回报。这个“约定俗成”就是“潜规则”，可以通过国家政府制定一定的规则来实现。
●“仁义礼智信”是医治道德的良方吗？
正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抛弃传统文化是逆潮流的，应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教授今年两会发言的重要内容。李汉秋建议教育部门将“仁义礼智信”纳入学校教学内容。
反方：儒家话语的复兴对社会道德的重建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觉得，首先的问题应该是“儒家到底是什么”，是指哪一方面的儒家，谁理解的儒家？儒家是在一个简单社会、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中成长的道德体系，在近代以前，它一直只是对那种乡土社区有效，而它怎么可能直接施加、运用于当前社会呢？在城市里面要用儒家学说来挽救道德危机，不啻于用东海之杯水，以救西山之车薪。（据《新周刊》）
我们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何怀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在一篇文章中言道：底线伦理不是高深的学问，玄妙的推理。其中所说的道德“底线”或基本规范，主要是相对于较高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来讲的，是说不管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价值目标，都有一些基本的规则不能违反，有一些基本的界限不能逾越，例如不能强迫他人，不能杀人越货、不能坑蒙拐骗等，即把人当人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便“君子爱财”，也应“取之有道”。
●崔永元：道德底线不能低于法律底线
在一次演讲中，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我们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低于法律的底线了，就是这个都算过高要求。
●袁晓明：“底线”是道德标准的下滑
为什么许多中国人对收红包这样的非道德行为要以修正的道德底线来合理化？以我看来，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公众觉得无力改变还不如接受，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了，最坏把红包算进医疗成本；二是收红包一方也觉得收红包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只要给人办事就对得起良心。因此，送、收的两方面一起认可了收红包办事的道德底线，其实是修改了道德标准，这无疑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上的下滑，送的一方有责任，但收的一方却有更大的责任，而更需要拷问的是造成如此下滑的制度环境。（据《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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