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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尚往来”历来被奉为传统美德之一。然而记者近日在山西、天津、广西等地采访却发现，这种美德渐渐变了“味道”：日趋泛滥的“人情礼”不仅少了“人情”，还成为城乡百姓的生活负担，甚至给一些党政干部腐败提供了温床。

    来自广西横县的小王目前正在南宁市埌东新区一家理发店打工。小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上个月收入５４０元，朋友结婚送了１００元的礼包，送了个布绒玩具又花了８０多元；另外两张请帖各送了５０元的礼包，上个月工资仅剩２６０元。

    沉重的人情礼不仅在城市里日益风行，乡村百姓也感到“不堪重负”。记者近日在山西南部一些农村调研时了解到，当地百姓日常人情消费名目繁多，除了普通的婚丧嫁娶，还有孩子１２岁圆锁、３６周岁生日等；礼金少则２０元，多则五十、上百元。有农民反映：“一年挣下的钱还不够出门子（人情礼）花的。”

    泛滥的“人情礼”还让一些基层干部“苦不堪言”。山西省稷山县一位机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每年需要搭礼的户数少则３０家，多则１００来家，仅此项花费就在３０００元以上。有时候一天得应付好几家。”

    大同市委副秘书长李生明说，日渐泛滥的人情礼不仅加重了城乡百姓的生活负担，还为部分党政干部敛财腐败提供了温床。他认为，一些领导干部借婚丧嫁娶之机大操大办、滥发请帖，实际上是借机受贿敛财。

    山西省纪委提供的材料显示，２００３年７月以来，山西省接到大操大办、借机敛财举报案件１９２件，了解核实１６１件，立案人数１５９人，查处各级干部１５０多人，党纪、政纪处分７１人，涉案经额达１８０多万元。

    泛滥的“人情礼”使城乡百姓身陷其中，难以自拔，日渐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和精神负担。那么，究竟是什么使“礼尚往来”的人情礼渐渐缺失了“人情”？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谭克俭告诉记者：“现在人们生活逐渐富裕，人情礼多表现为金钱形式，人情的成分越来越少，象征意味越来越浓。而当加入权力、地位等因素后，人情礼更是成为部分官员敛财腐败的方式。”

    天津市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刘晓梅也认为，正常的人情消费有利于增进友谊，密切关系。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情逐渐被物化，社会交往中，情感、友谊的因素弱化，经济、功利的因素增强，注重礼仪也逐渐变为注意利益。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谭克俭说，泛滥“人情礼”已渐成社会痼疾，治理起来非常艰难。然而，当前对它的治理却有着良好的契机，即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泛滥“人情礼”的危害，对之非常反感，因此，治理的关键就是寻求有效的途径和方式。

    广西民族学院社会学者郑维宽认为，有关部门应加强宣传工作，依靠社会道德风尚的转变来改变群众的思想观念。提倡用一束鲜花、一杯清茶、一首歌曲、一个问候电话、一个短消息等来表达心意，引导人情回归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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