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非典”时期，白衣天使们不惜生命代价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全社会所赞扬。在那段特殊时期，医患关系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却与当时有着天壤之别。中国社会调查所昨天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67.4%的受访者认为医生的声望在下降。2003年“非典”过后，医生的声望大涨。但此次针对“公众如何看待医生收红包行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7.4%的受访者认为医生的声望在下降。（《京华时报》3月26日）

最近关注医患关系较多，每天浏览新闻报道中的医院和医生，就如黑暗魔窟和丧心病狂的嗜血魔鬼一般。从哈尔滨天价医院、深圳天价医院到宿州市立医院9名患者眼球摘除，又到最近发生诸多医疗“回扣”和沈阳一医院盗取患者骨髓案，有关医疗新闻负面报道，一个连着一个，舆论一边倒地倾向患者。而医生之于公众的形象则群体妖魔化了。今晚我还在电视上看到关于不负责任的医生错拿好腿当病腿给小孩开刀的医疗官司的报道。难道这个国家的整个医生群体都素质低下么？

当然不是，而医疗市场化的导向才是我国医生声望下降的主要因素。国内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失灵，导致低收入群体有病求医难，医生一旦出错就成了众矢之的。所有的媒体将指向失败改革的锋芒都转了过来。医生和医院作为医疗制度的窗口，承担了所有的愤懑。当然，我们不能说医生是“替罪羊”。媒体也不会胡乱往无辜的医生和医院身上栽赃。只有作为医院在救治上不作为，或者是以经济效益做作为的目的；作为医生不负责，职业素养低下，媒体才会对相应的事件进行曝光。但个别这种医生毕竟不能代表整体。医生也是人，是人就难免犯错。可怜之处就在于，医生的错误不可饶恕，因为这错误关系到生命。还有就是某些医院对于医疗事故的处理，为了遮丑而选择一系列同患者为敌的态度，这都给公众留下了极端恶劣的印象。最近热播的《白色巨塔》就将医生和医院的某些心理生动地在我们眼前展现出来。

人的心理总是这样的，一个人有问题，与之相关的人，同行业的从业者就都很有可能出问题了。这个社会从外部到内部都把医生整体妖魔化了。医患矛盾一触即发，炸弹随时引爆。前段时间福建一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在坐诊时，竟被自己的病人用刀捅死。这种因没治好病就把责任归给医生，并持刀行凶的行为，已经是目前日益恶化的医患关系活生生的例证。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在并不了解内情的情况下，人们对遇难的医生并不同情。在网上1000多条评论中，80％的评论却是“理解”患者，而对医生则进行质疑和批评。

现在一些患者用来防医生“高招”迭出。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赵劲民说，他们来看门诊时甚至带着录音笔、摄像机，将医生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好像要随时准备跟医生算账。赵副院长说，“医生是敌人吗？在这样的环境下医生怎么能够专心工作？”（《人民日报华南新闻》3月1日）

从现实讲，那些除成名成家的医生除外，绝大多数普通医生要受着多重煎熬：生存压力、患者情绪等等。要知道，一个医生从医学院到主治医生，起码经过将近10年的时间，这里头除了就业压力，还有学业压力。而且就算博士毕业，工作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落实的，医学院毕业生太多了。而且，医生并非都是“回扣”和“红包”的受益者。在一个医院，只有唯数极少的业务顶尖医生和科室主任才能拿到数额可观红包和回扣。

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医生，当我和她讨论到红包问题的时候，她苦笑着说：“哪有医生愿意看到自己的病人死在手术台上？所有的医生都希望能用自己的双手和专业知识将病人送出院。所以，做手术的时候，病人根本没有必要给医生塞红包，因为没有医生会因为没有收到红包而将手术刀变成屠刀的。”我的妈妈也曾经做过开颅手术，当时的主刀大夫为了让我父亲放心而在术前收了红包，但术后又把钱退了回来。这不都说明具有有良好职业操守的医生大有人在么？

客观地说，中国的医患关系正是在医疗改革之后日趋紧张。因此，单纯地把问题理解为是医生的道德低下，对解决实际问题毫无意义。现实告诉人们，医生声望下降的背后，是整个过渡性医疗体制在起作用。

中国医生被群体妖魔化的结果是医患关系紧张，患者不再信任医生，医生在这引以为豪的职业里不被尊重，心理压力，社会压力，生存压力，三座大山紧紧压迫，心理生理受影响，犯错的机率也多了，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认为，还是要给予医生多一些的理解，所有的关系都是相互的，包括医生和患者，医生和社会。医疗体制的责任，不能让医生这个群体来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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