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已经96岁高龄的季羡林教授仍然在思考、写作。前不久，季羡林教授表示要“三辞”: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术)泰斗”、辞“国宝”。最完整的叙述见《在病中》，收在新世界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病榻杂记》里。

　　季羡林教授的“三辞”甫一发表，马上就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各种意见和评论纷至沓来。我无意在这里评说这些意见和评论，但是，我认为，这个现象起码反映了一个事实:社会对季羡林教授的认知和印象，与季羡林教授的自我认知之间，存在着不尽相同，甚至是很不相同的地方。

　　不可否认，多年以来，季羡林教授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学术符号，然而，我坚持认为，无论这个符号具有多么丰富的含义，它最根本的内涵绝对应该是“成就卓然的专家学者”。而恰恰是这个最根本的内涵，近年来却越来越被大家忽视了。

　　季羡林教授所从事的学术领域的冷僻，当然是造成这种忽视的原因之一。和季羡林教授风行天下的散文、杂文相比，他的学术论著尽管代表了相关领域的国内乃至国际的最高水平，其世运却要落寞得多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书局出版的季羡林著《佛教十五题》，就格外地有意义了。

　　《佛教十五题》所收的论文，是在著名学者柴剑虹教授的关注下选定的，并且由季羡林教授本人最后审定，这就在根本上保证了选择的权威性和选文的代表性。

　　不仅如此，《佛教十五题》的选编充分反映出编辑的细致认真和匠心独运。十五篇论文分为彼此独立却又相互照应的十五题，按照佛教的历史进程排列先后顺序。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读者可以把《佛教十五题》当作是季羡林教授所著的一本《佛教简史》加以阅读。这是就“纵”的角度来讲。

　　如果换从“横”的角度来看，季羡林教授的佛教研究更是具有独特的视角和取向的，也就是说，是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的。《佛教十五题》以仅仅20万字的篇幅，基本上将季羡林教授的佛教研究的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很能体现编者的专业素养和学术功力的。

　　包括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内的印欧语言研究，是季羡林教授佛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着力点。季羡林教授正是凭借深厚的印欧历史语言学的修养，利用该领域内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方法，才能够独具慧眼、游刃有余地处理佛教史上错综复杂的学术难题。这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浮屠与佛》、《再谈“浮屠”与“佛”》、《佛教的倒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中外文化，特别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考察佛教史，一直是季羡林教授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研究路数。《法显》、《关于玄奘》、《关于〈大唐西域记〉》的入选，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佛教和儒家、道教之间的激荡互动，历来就是季羡林教授关注的课题。《佛教十五题》中也安排了两题，可以视作季羡林教授在这个课题上的代表作。

　　在很多场合，季羡林教授多次表示，他对佛教理论和教义缺乏兴趣。实际上这只是相对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谦辞。季羡林教授对提婆达多的研究取径独特，对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也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这些都没有被编者的法眼遗漏。

　　《佛教十五题》显然还考虑到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有着不同的阅读需求，因此在编选时做了相当有效地平衡安排。最后，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佛教十五题》的校对充分体现了中华书局的职业水准和敬业传统，书中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印刷甚少发生错误。在今天的出版界，这是极其难得的。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