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社会崛起创造可期未来

2012年07月13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7月12日，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深圳开幕，这也意味着“公益慈善”的极端重要性，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体现。据悉，此次慈展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544家公益慈善组织、企业设台参展，其中公益慈善组织共260家（含香港机构1家、公益市集17家），企业142家，基金会104家，省市组团26家，科研媒体机构12家。除此之外，首届慈展会还安排了10场峰会、论坛、41场公益沙龙、18场公众体验活动等多种活动。
　　
　　毋庸置疑，“公益”的话语已经日益重要，甚至开始与近30年来一直居于主流的“市场”话语并立于这个时代。这里的背景已然无需赘述，经济上长期的飞速发展与社会建设的滞后，终于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这也很自然地倒逼出了社会改革的必然趋势。
　　
　　然而，必然趋势面前，社会建设的主体羸弱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困境。毕竟，社会建设必须由社会来，而不能由政府代替，换言之，再强大的政府也无法单独建设一个好社会。社会领域的崛起，终究依赖的是社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公益力量的壮大和汇聚，包括社团与NGO、基金会、N PO等等根植于社会自身的组织，将最终决定一个大而好的社会能否真正形成。
　　
　　当然，社会改革显然是一个宏大议题，“社会”也常常被看做是和“政府”、“市场”并列的领域。和此前取得较大成功的市场改革的路径相似，社会改革的前提也在于体制先进行松绑，即厘清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但在过去的一个甲子，绝大部分社会组织都处于政府的怀抱之中。这也使得在启动市场改革之后，一部分政府职能被抛给了市场，却因为没有社会力量来递补，而导致了一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时或出现。
　　
　　对此，在昨日的慈展会上，广东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在“中国社会创新：理论与实践”论坛上这样表示：“俞可平先生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今天我要说垄断是个坏东西，民间垄断则是一个更坏的东西。”这里的民间垄断，指的便是那些具有强烈官方色彩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往往面向民间，却又享有行政级别，根本上脱离民间属性，而属于典型的“二政府”。对于率先推进社会改革的广东而言，清除社会组织体制中的计划经济痕迹，直截了当地去垄断化、去行政化，剪断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链条，将成为社会组织壮大的一个前提。
　　
　　2004年2月，中国正式放开非公募基金会的注册登记政策，8年之后的今天，已经有1400余家非公募基金会诞生，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发展了几十年的公募基金会；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0年的玉树地震，引来了数百家公益组织介入救援行动，并催生了公益组织数量的井喷式增长；而从2011年开始，邓飞团队所推出的“免费午餐”计划，在利用互联网这一工具播撒公益理念的同时，也革新了这一时代推动公益、建设社会的模式。
　　
　　很显然，发生在今天中国那些令人激动乃至感慨的公益崛起印迹，极其直白地宣告了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体制的松绑不能自动促成公益的腾飞，但公益的崛起必须仰仗体制的宽松。对此，知名社会企业家、深圳市残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卫宁用自己十数年创办社会企业的经历告诉大家，企业每一次获得跨越式发展，无一不和政府的放权紧密相关。
　　
　　一如昨日论坛的嘉宾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教授朱健刚提出的说法，公益的发展需要社会创新，而社会的创新需要好的社会创新家，好的社会创新家，必定是野生的，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给这些创新人士提供一个生长的湿地。现阶段，体制的作用在于去除社会领域中的“垄断”与“行政”，并且在监管的制度设计上给予更明确的规定，以明晰的规则避免社会的内耗。
　　
　　一个国家的崛起，绝不仅仅是政府和市场的崛起，社会的发达同样必不可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五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或者至少接近1万美元，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之后，试图继续获得一个可预期的未来，公益组织的壮大，社会领域的崛起势必成为一个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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