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义工筑起“慈善之都”
2012-07-02
说到香港，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金融中心，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香港在全世界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称呼——慈善之都，在香港，无论是亿万富豪还是平民百姓，他们中很多人每天都在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人、回报社会。香港回归15年来，大陆每有灾情发生，总能看到香港同胞积极奔走的身影：汶川大地震后，仅香港红十字会一家机构，在3个月内就筹集到近10亿善款。2002年便开始在大陆做慈善的香港义工黄福荣，闻讯后赶赴什邡协助灾民，两年后不幸在玉树地震中因救人而牺牲。
一脉相承，血浓于水，这份深情厚谊的背后，更具价值和意义的是香港慈善对大陆慈善的影响与推动，从邻近的广州、深圳一直延伸到内地甚至偏远地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经济的先发优势及交融中西文化的独特背景，较之大陆走得早且远的香港现代慈善业，或可为内地慈善业提供一份参考和镜鉴。
香港样本
香港赛马会盈余
要用于慈善事业
去年11月，“中国公益慈善创新型人才”培训计划在成都启动。首期培训班上，来自全国各地民政系统的近百名官员就慈善政策与制度创新等专题进行了学习和交流。主办单位民政部希望借此打造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黄埔军校”，并计划在3年时间里开展7期培训，培养400余名专业公益慈善人才。
首期培训打上了很深的“香港烙印”：资助单位是香港赛马会，香港社会福利署的助理署长林嘉泰作了《香港政府对非政府福利机构的津助、监管及协作经验》的主题交流，而香港福幼基金会也分享了他们在四川地震后的救援实践经验。
■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分工合作
据介绍，目前受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简称“社署”）津助的171家非政府机构（简称“机构”）中，164家是以整笔拨款方式运作，它们所得的津贴额占社署对机构津助总额的99%。其余7家则按旧有的非整笔拨款方式运作。
林嘉泰说，香港现行的整笔拨款资助制度规定，社署与受津助的机构之间的关系，重点由控制“资源的投入”转移为“监管其输出”。社署与机构共为每项受资助服务制订《津贴及服务协议》，以界定各种服务的目标、范围、优先次序和所要求的表现标准。机构在达到协议规定的前提下，可自行决定如何调配政府的资助金额，应付不断转变的社会需求，以确保服务符合成本效益。
林嘉泰说，政府主要负责制定服务政策、拟定发展方向、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监察机构的服务表现及向市民直接提供法定及核心的福利服务，包括社会保障。机构的主要功能则是向市民提供优质核心及非核心的福利服务，并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和意见，协助厘定社会政策。此外，社署会以随机的方法，抽选服务单位接受预先通知或突击的探访。
林嘉泰表示，由于地域不同，经济、社会环境差异，要将香港社会福利制度在内地复制，恐怕未尽合宜。然而，有几个元素是相当值得参考的，例如政府与社会福利机构的伙伴关系，政府既要负责监察公帑的运用，也要给予机构一定的灵活性；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重视机构在前线掌握的服务需求，从而制定适合时宜的政策。这种与机构分工合作、互相尊重的伙伴关系，是香港社会福利服务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香港赛马会非牟利机构
作为香港最大的慈善公益资助机构，赛马会的名字对于内地民众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尽管它的资助原则是“取之香港，用之香港”，但在华东水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突发灾难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二天，香港赛马会就拨出紧急捐款3000万港元；5月14日至28日，马会又在多处内部场所筹得善款逾950万港元；7月11日，香港赛马会又宣布拨出10亿港元协助四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
香港赛马会公司事务执行总监麦建华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马会本身是一个非牟利机构，所有盈余最终都会悉数回馈社会。“它有效地将大众对博彩游戏的兴趣，转化成社会的捐献动力。不用全然依赖政府拨款分派福利，而是直接从社会上吸取游资，经过合理分配，转拨到急待支援的一群人身上。”他说，马会这种经营模式在全球赛马机构之中实属独特，不但令它享誉国际马坛，更令它成为香港最大的善款来源和社会的一项珍贵资产。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新移民大量涌入香港，医疗不足，传染病横行，马会的捐助以兴建医院、购置医疗设施为主，并建立了遍布港九的“香港赛马会妇女健康检验中心”；进入八、九十年代，人们更多关注青少年的教育，马会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并投巨资兴建了香港科技大学等。马会还捐助了香港众多慈善机构，使它们在成立初期得到运营和行政经费。
据介绍，马会向慈善机构和志愿团体直接拨款，在调拨慈善公益款项上力求透明，同时更具灵活性和弹性。马会不是被动地等待慈善团体和志愿机构申请资助，而是主动找出社会于不同时期的需要，结合近期紧急需要和长远规划，提出向慈善团体的捐助计划。
麦建华说，马会每年通过《年报》向全港市民汇报账项来往，大众可以对马会作出监控，以确保马会的每分钱用得其所、确保每项拨款都符合申请时指定的用途，以杜绝贪污腐化有机会滋生。
■小基金会的机动务实
“与赛马会这样的大慈善机构比起来，福幼基金会算是规模很小的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香港福幼基金会国内项目总监周建国说。
“福幼基金会”缘起1991年华东水灾，香港演艺界发动全港“减灾扶贫”大行动，部分成员实地考察大陆灾难、贫困、疾病、孤儿等问题后，于1994年正式向香港政府注册成立非营利慈善团体“福幼基金会”，主席为曾志伟。
四川地震发生后，福幼基金会迅速筹得逾2500万善款。如何花钱，可窥一斑：为临时安置点提供的保暖物资，是定制的6900张2米5乘2米5的超大棉被，这样父母带2个小孩一床被子就够了，还减少运输量；当地并没有太多小学生，但学龄前的孩子却没地方去，于是他们新建重建了9所幼儿园；为了降低建筑成本，周建国连夜飞到兰州，与一位有内保温水泥砖专利技术的教授签署了5年内无偿使用的合同；当他们发现民房重建自己难操作后，迅速改为修建公路、桥梁、乡镇卫生院、村民活动中心等公共基础设施。
“我们的优势就是灵活，觉得该做、可以做，你就去规划，总部基本不会反对，只是财务控制，超过预算要拿出理由来。董事会表态：一线最了解情况，一线说了算。假如是政府部门，一定要逐级上报，实际上最了解情况的和最终决定的不知道隔了多少层。”周建国说。
■共识：公开透明和开放很重要
香港赛马会内部事务经理王红说，赛马会有持续的稳定的资金来源，且实力雄厚，基本不存在筹款压力以及受经济环境及捐助人意愿等因素的制约，“这种经营模式很难在内地复制”。
透明则是她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每年花了多少钱，用在什么方面，取得了什么成果，都要通过年报公之于众，所有人都能看见。”对于项目的监管，也是相当严格。“比如我们在四川的项目，专门从香港聘请了专业的工程师留在成都，每周去工地看一次，检查原材料、工程进度等。”
周建国则表示，信誉是慈善机构的立身之本。“在香港，你会发现一个NGO（非政府组织）死不起，只要有一次信任危机事件，政府都不用管，舆论就把你淹灭了！”曾担任民政部救灾司副司长的他指出，政府部门要允许民间公益慈善机构发展，给他们积累业绩和名声的时间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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