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应当不怕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拚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拚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一九六六年春节期间

　　 “一个人应当不怕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拚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拚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一九六六年春节期间，周恩来在天津同杨拯民说的一番话。大约五十年前，周恩来在天津第一次遇到了邓颖超，后来两人结成了终身伴侣。他们正在那里难得地度一次假。杨拯民觉得总理劳累，劝他适当的减轻工作负担。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主角之一杨虎城将军就是杨拯民的父亲。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没的前夕，把杨将军杀害了。杨拯民在延安解放区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经常的关怀。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中间，周恩来肩负的责任最重。他的心脏病虽然还未被发现，却已经开始在折磨他。他的担子不是减轻了，而是越来越重了。他的许多亲密助手，比如邓小平、贺龙、陈毅、罗瑞卿、薄一波和陆定一，都先后被赶下了台。总理只剩下少得可怜的几个副手帮他处理日常的政府工作——还要应付“文化大革命”的繁杂事务。一九七二年，医院确诊周恩来得了癌症。后来，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一九七四年他才迫不得已同意入院治疗，但是他仍照常处理重要工作。事实上，他只不过把办公室从中南海搬到医院罢了。


　　经过毛主席同意，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担任副总理，主管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但是七十六岁高龄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继续过问国家大事，接见外宾。他决心工作到最后一息。                         

温暖的大家庭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九一九年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在天津相识的。那时，邓颖超是个十五岁的学生，活泼热情，虽然年轻却很有政治头脑，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周恩来比邓颖超大六岁，当时刚从日本归国。他经常写文章，是有影响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在以“五四”运动为先声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周恩来同邓颖超一样雄辩，一样精力充沛。尽管他们都是当时爱国学生组织觉悟社的社员，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彼此常常相见，但是， 由于当时的封建习俗，他们严格约束自己，把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一九二○年十一月，周恩来同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近两百名学生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在法国一住就是四年。与此同时，邓颖超先后在北京和天津教书。他们两人凭着鸿雁传书保持联系。一九二四年七月，周恩来应党的召唤回国，九月间抵达广州。党内外大量的工作在等待着他，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他担任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他把私事统统放在一边，立即投入工作。因此，回国将近一年以后才见到邓颖超。那时，邓颖超在天津除了教书，还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一九二五年七月，邓颖超奉命调往广州工作。她南下时途经上海，在那里逗留了几天，于八月七日才抵达广州。

　　当时，广州处在革命高潮中，周恩来正在总部指挥反对香港英国当局的省港大罢工，无论如何分不开身去接她。于是，邓颖超只好照着通讯地址自己找到周恩来的住处。那天深夜，周恩来回到家里，终于高兴地看到了自己的新娘。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对那些和他们失去了的婴儿同年出生的孩子，更是特别有感情。

　　有一次，周恩来的表姐龚志如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周总理反驳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他指的是他和邓颖超抚养成人的许多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们夫妇把这些遗孤看成是自己的家庭成员。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恩来作为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位领袖、组织者和政府首脑，他有过一个很大的“公务家庭”——因工作关系建立起来的革命大家庭，包括秘书、助手和保卫人员。周恩来对于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要求很严格。他要求每个人都忠于职守、努力工作。对周总理的严格要求，这些干部不抱怨。相反地，他们把能分配在总理身边工作看作是莫大的光荣。这是值得夸耀的事情，使他们有机会学习总理的智慧和经验。他们认为，象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伟大能亲自关心他们的欢乐和苦恼，是对他们的最高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