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边的宁静生活

　　观音山当地的过年风俗是“腊月守尾、正月守头”，年三十、初一只能待在自己家里，不能花钱，也不能与人有口角。张正祥告诉本刊记者，他自己相信科学，对这些习俗并不放在心上。他打破这些禁忌，整个春节都如往日一样忙碌着。年三十，他包车前往寻甸县清水海“巡查”那里的植被情况。“引清济昆”工程是滇中调水工程的前奏，后者被认为是缓解昆明城市用水和治理滇池污染的根本措施。“今年底水就引到昆明了，可是清水海的周围环境并不乐观。我3年前去的时候，山顶上还有绿帽子，这次去除了湖东岸有树木，其他大部分都光秃秃的。”张正祥说，他的心情很不好，回到家里后也没过好年。因为心里的记挂，年初二他又去了一次，叮嘱他在寻甸县发展的线人要保护好树林里的树蛙。“树蛙现在要好多钱，有人到树林里大面积地捕，树蛙每年吃许多虫子呢，滥捕破坏生态平衡。”不出远门的日子里，张正祥也没闲着。他从标志性的褐色公文包里掏出一摞快递存单给本刊记者看，发件单位写的是“感动中国人物张正祥”，收件单位是国家环保局等部委。他说，过年这几天他去昆明写了新的调查报告，寄给了有关单位。

　　阖家团聚的节日里陪伴张正祥的只有滇池。他常把滇池比作自己的母亲，这并不是应景的煽情，他的生活确实与滇池密不可分。张正祥的童年生活很坎坷，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一个人在滇池西岸的山里生活。“我在树上搭了一个窝，不下雨的时候就住在树上，下雨的时候就住在溶洞里，饿了就吃山里的果子。”张正祥说，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回到村里定居，没有上过学，靠背毛主席语录和唱革命歌曲识了字。虽然离开西山森林，张正祥依旧把滇池视为自己的衣食父母。“那时候还是挣工分，我的任务是在滇池里捞海粪。海粪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改良土质，也能喂猪。我就开始养猪。”张正祥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他生活条件改善的开始。他最多的时候养了10头母猪，每头母猪又带小猪，放出来的时候能够占满一个大坝。“那个时代农民兜里没有现金，如果交商品猪可以奖励购物券，能用来买自行车、缝纫机，所以我的猪卖得很快，有时候猪还没生下来社员就把钱送来了。”

　　在张正祥的记忆里，1969年是滇池西岸平静生活的第一次变化。

　　第二年昆明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向滇池要田”，“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根据云南大学教授、滇池保护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段昌群教授提供的资料，当时不仅很多内塘被排干塘水改为农田，大片的湖面也被围垦。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围出农田3.27万亩，占去滇池水面21.8平方公里。段昌群告诉本刊记者，这个人为的湖泊填平作用加剧了滇池的老化和衰弱。对于如今掌握了许多环保知识的张正祥来说，这段伤害滇池的往事有些不堪回首。他告诉本刊记者，因为1969年大旱缺水的经历，他不愿意参加这个劳动，报名去修了国防路。

　　执著的“告状大王”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张正祥的滇池生活发生了第二次变化。滇池西山蕴藏着丰富的磷矿、石灰岩、白云岩、石英砂等矿产资源。随着城市发展，靠山吃山的村民们等来了把这些天然资源变成商品的机会。根据资料，西山风景区每年开采销售的磷矿有1000万吨左右，优质软铝耐火黏土矿10万吨，各种优质岩石3000多立方米。挖一座山体远远超过种田和捕鱼的经济价值。碧鸡镇观音山村村民向本刊记者回忆，采矿兴隆的那些年里，路上永远是尘土飞扬，因为不断的碾压，国防路变成了凹凸不平的土路。从小生活在山上的张正祥看到的是更为敏感的环境变化：青山大峡谷多股涌泉消失了，水库水位下降，西山碧玉金线涌泉响水闸变成了哑水闸，白莲寺的泉水变浑浊。与他更直接相关的是，他所在的富善村要卖的一座山是挡住风口的屏障，挖掉就破坏了“风水宝地”，并且运土的车辆在村里水库坝埂行走时压塌了一部分坝坡，还堵塞了右涵洞。

　　其实1988年颁布的《滇池保护条例》明确规定禁止在滇池西岸的面山、风景名胜区取土、取沙、采石，还规定了水源涵养区的保护内容。可是直到1998年，张正祥以破坏土地和生态平衡为由举报村里的石料场时，滇池西岸的采矿活动一点都没有收敛。张正祥的策略是举报与媒体曝光相结合。2001年11月，他提供的开山取土线索经过报道之后，当时的昆明市委书记杨建强做出批示：“请立即制止毁林开矿、取土的行为，保护西山自然景观。”几天之后，西山区封停了包括富善村青山石料场在内的12座磷矿、采石场，并决定西山区滇池沿岸不再批准采石、取土、开矿点和污染企业。

详细内容请阅读《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