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与基金会订苛刻条款
2011年01月19日 来源：腾讯公益
曹德旺：“2亿元项目”执行模式可复制
三个数字扛起问责大旗
1月12日，曹德旺曹晖2亿元扶贫善款项目总结暨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2亿元扶贫善款项目终于在曹德旺的“苛刻问责”下圆满完成，尽管中国扶贫基金会表示项目的管理费用超出了600万，但是曹德旺当场笑言：“3%的管理费用太苛刻，还是一句话，太苛刻今天这么隆重举行表彰会就是因为还有余额在这里做，就说明还可以。”
这样短时间、大规模、高强度的项目执行是迄今为止不多见的。
■ 本报记者 杜志莹
在项目执行之初，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就签署了《向西南五省受灾家庭发放善款合同书》。其中，“在善款下发之后，将随机抽检10%户家庭，如发现超过1%的不合格率，则根据合同可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按照查抽获得的超过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予以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一方项目管理费600万元”、“中国扶贫基金会在2亿元善款中有3%作为管理费”。
这份合同中的“1%、30倍、3%”，看似简单明了的三个数字，但实际上十分严厉，尽管中国扶贫基金会按照合同完成了项目，但由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做的项目评估报告显示，“‘1%’的可复制性很差，‘3%’的管理费偏低，‘30倍’有点脱离实际”。
对此，曹德旺从问责的角度，认为这些都是可以复制的。
Pk数字一：1%
在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订的合同中，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约定，曹德旺有权对资金发放情况进行抽查，缺损在委托资金总额1%以内的，乙方可以予以免责，缺损超过委托资金1%的部分，按照抽查获得的缺损金额比例的30倍予以赔偿。
在项目评估报告中，确认了92150户受助农户全部收到2000元善款，在抽样评估的709户受资助农户中不符合条件的有6户，缺损率为0.85，实现了捐赠人不超过1%的要求。
但是，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认为，“项目中提出的不高于1%的缺损率，这个要求可复制性很差。”
康晓光表示，因为针对当前中国的公益组织的发育水平，还有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在这个领域中要求1%是得不偿失的。“因为精确度越高，每提高1%，执行成本要大幅度上升，可能执行成本会翻倍提升，因此在成本和收益之间如何进行权衡，这个东西要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估计，也可以在现实中去摸索。但是1%还是比较高，因为曹先生是企业家，可能流水线上误差1%可能就破产了，公益项目运行并不是车间，他是各种各样人参与，这样一个过程你很难控制得那么高的精度。”
尽管康晓光指出了1%的“不科学”，但曹德旺当场表示，“你可以提出0.1%，但是你提高一个点可能成本比代价还要高，我做企业家我知道。我跟中国扶贫基金会定合同的时候我心照不宣，定这个合同的时候我们没有体现用什么标准来说1%，你说1%太高，今天审计不是已经完成了？这说明1%还是可以，我做企业知道有这个问题。”
Pk数字二：30倍
除了对“1%”的争论，“30倍”也是讨论的另外一个“严厉”数字之一。
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合同规定“缺损超过委托资金1%的部分，按照抽查获得的缺损金额比例的30倍予以赔偿。”
一般来说，业内惩罚的惯例主要还是终止项目，或者是捐赠人广为宣传，让项目执行者臭名昭著，今后没有人再敢与对方合作，这也是非常严厉的。“但是这个赔付30倍的合同没有明确的限制，最高赔付额不超过600万管理费，我觉得这作为一种倡导，作为一种号召要问责、要高标准、要负责任等等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康晓光说。
但是，康晓光认为，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其他的捐赠人没有必要跟曹德旺学，“比如说曹先生设定1%，那么我下一次规定千分之一行不行，我也建议基金会不要开这种先河，这种事自己捞了名声，说你如何有本事，那让其机构怎么活，我不是说要保护坏人和笨蛋，但要考虑现有的发展水平，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不能脱离实际。”
对于“30倍”的罚款，曹德旺笑言：“我知道那是无效合同，按照国际法规定合同，赔偿与受益是对等的。”
曹德旺在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订合同的时候，就对中国扶贫基金会表示，“30倍”的罚款是鸡毛当令箭用。曹德旺说，之所以定这么严格的条款，是为了防止政府插手2亿元项目。
Pk数字三：3%
按照合同，在2亿元的项目款中，中国扶贫基金会可以提取3%的管理费，即600万元。但当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表示，项目管理费有点不够，超过了预期。
由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属于扶贫办系统，在各省市县都有执行项目的“腿”，即各省市县的政府部门扶贫办，这些机构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分摊了很大一部分执行费用。“如果没有扶贫系统，光靠中国扶贫基金会百来口人执行该项目，那执行成本得扩大2至3倍。”康晓光说。
实际上，在曹德旺规定600万元的项目执行费用之初，曹德旺考虑的该成本仅仅是项目的直接费用，并没有考虑到间接费用。“比如工作人员的工资、住房条件等等。”何道锋说。
“这个项目本身由于有大量的政府的投入，而政府的投入又不计入成本，所以3%可以维持下来。但是一般情况下3%的标准是比较低，当然我们这个项目也有一个特点，总的额度比较大，3%还是可以承受的，一般业内的标准是8-10%，因为公益机构也要可持续发展，不能执行完项目全都壮烈了，牺牲了饿死了也不行。”康晓光说。
针对3%管理费太苛刻的看法，曹德旺说，“还是一句话，太苛刻今天这么隆重举行表彰会就是因为还有余额在这里做，就说明还可以。”
曹德旺坦言，3%是可复制的。“你知道我赚钱也是非常不容易，我不是做房地产的，不是开赌场的，我们是做制造业的，做制造业的要算到厘和毫。”
“中国扶贫基金会本身就是救济机构，他不是盈利机构。”曹德旺说。当初签订合同，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亲自前往福州与曹德旺签订了合同，曹德旺向段应碧说，“有一点苛刻，但是你会做到，因为我做企业家从算帐的角度算过，因为是一下子拿2亿，不需要一点一点募集。”曹德旺说，从今天来看，项目完成的很漂亮，说明3%还是可以的。
问责的意义大于一切
向西南五省区市的捐赠协议是2010年5月4日签订的，曹德旺希望钱能够发到真正需要的农民手里，所以他提出，钱不能给干部，不能给有钱的人，同时，他还成立了独立监督委员会对2亿元执行全过程进行监督。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说，这个协议是曹德旺举起的一面问责公益的旗帜。
按照曹德旺的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在2010年10月30日前基本完成了1亿8430万资金的发放，5省区市的17个县中，共有92150户农民足额拿到了每户2000元的资助善款。除去600万元的管理费，剩余的970万元将在明年为四川通江县沙溪镇修建完成一座便民大桥。在抽样评估的705户受资助农民中，不符合条件的有6户，差错率为0.85％，达到了曹德旺提出的低于1％的要求。
尽管该项目各项指标严格，执行费用超标，但是何道锋认为，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该项目仍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个2亿元捐赠执行合同是中国迄今为止问责公益最大的一个对赌协议，对赌协议是怎么写的呢？如果误差率超过1%，扶贫基金会要给曹先生赔30倍。曹先生他不仅仅是捐出了钱，他举起了一个旗帜，我要问责，这是这个项目非常重要的意义。”何道峰说。
其实在这个项目中，是曹德旺定好了规定，就看有没有有能力的机构上来将项目拿走，再通过这个项目考验机构的执行能力。“作为我来说我敢拿，我们现在的管理费也没有超过5%，4%左右，加上项目的费用也可以做到10%。”何道峰说，
但是，“我愿意收10%的管理费，将10%和4%之间的钱省下来，壮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力量，捐赠人算捐赠的帐，我也算我的帐，是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时代双方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冲突。”
何道峰说，在这个项目中，最重要的是曹德旺举起公益问责大旗。曹德旺作为企业家，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做公益，这2亿元的项目也是曹德旺第一次与公益组织合作的项目，对此曹德旺专门找了熟悉公益领域的人专门负责这个项目。
而且，尽管曹德旺有一段时间身体不是很好，但他几乎把所有的项目县都跑遍了。
而中国扶贫基金会没有让曹德旺失望，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之前在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该项目实施完毕以后，把所有的材料归集起来可以堆满一个办公室，其中包括项目的执行报告、项目评估报告和十七个县的项目受益人的名单，每个县两本，共同34本。“我们也会把这些材料专门的邮寄曹德旺先生，福耀集团，放在他们展示区长久的进行展示。”王行最说。
考验
2亿元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执行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在这个项目中，体现了一个企业家的一笔捐款和基金会响应问责的互动模式，“这个互动模式应该说我们基金会在这个阶段开启了这样良性互动模式。”何道峰说。
2亿元项目的意义不仅是在于基金会能够把这个项目做大，显示自己的执行力，而是在于向社会发出一种倡议，需要企业家和公民之间的互动模式，就是问责和问责的响应，这个对中国未来的慈善的发展意义重大。
在执行力上，可以说从项目的设计、细节到如何调动跟政府的合作，如何使用大规模的志愿者，如何跟媒体进行合作，这其实是冲刺一个很高的高度。“这个新的高度的冲刺对我们机构的能力的锻炼是一个大的提升。”何道峰说。而且，该项目对机构本身的影响，首先是理念的提升，第二是能力的提升。“这个项目能做成今天的样子，也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信心，我们可以与叫板的企业家叫板，可以与捐赠人进行良性的互动和博弈，增强了我们下一步继续往前走的信心。”
2010年5月19日，2亿善款开始在云南省武定县插甸乡小龙潭村发放
2011年1月12日，曹德旺曹晖2亿元扶贫善款项目总结暨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图为曹德旺先生展示项目执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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