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向善无门”的尴尬
来源： 中工网-《工人日报》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在全民公益（广州）论坛发言
图为全民公益系列活动中，公益歌曲《还有我呢》词曲作者著名音乐人小柯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热情拥抱，全场观众为之动容。
慈善机构人士感叹，全国公益事业干不过一个效益好的企业，甚至干不过一个宠物市场，也干不过垃圾回收行业……全国全年慈善捐赠不到GDP的0.1%，阻碍全民慈善的症结在哪里？
“我国平均每年社会捐赠额只有200亿元，不到当年GDP的0.1%.全国公益事业干不过一个效益好的企业，甚至干不过一个宠物市场，也干不过垃圾回收行业……”在11月17日作客中国企业公民委员会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举办的“企业公民系列访谈”时，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说起目前我国公益事业的现状，显得有些激动。
有专家惊呼，在经历2008年的慈善捐赠井喷之后，我国慈善事业遭遇“寒冬”。一项统计显示，2009年上半年，全国接收各类社会捐赠款物131.3亿元，其中有23.01亿元尚属于承诺捐赠。李利推测，到今年年底，捐赠额有望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而2007年，国内公众与企业的捐赠额为223.16亿元，只占当年我国GDP的0.09%.
据了解，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灾民需要救济，有3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需要救助，有6000万残疾人需要关怀。专家们认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大家一起做慈善。
于是，如何倡导全民公益，成为摆在我国慈善事业面前的一道严峻考题。许多专家认为，国人并不缺乏爱心，而是缺少一道通向公益的“向善之门”。
全民慈善是“爱心富矿”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捐资40亿元成立慈善基金，随后，其同乡陈发树又宣布捐资80亿元成立慈善基金……两位闽商不约而同的慈善行为，让人们感到，一部分中国企业家正剥离单纯追求财富积累的生活，开始投身慈善事业，表明其对财富的观念正在日趋成熟。
有专家分析，目前我国企业热衷于慈善事业大致分为四类：国有企业，主要受政策导向影响；外资企业，做慈善符合其价值准则，且承袭海外总部的统一公益规划；民营企业受最高领导者意志影响，慈善行为中个人感情色彩浓重；上市企业，即公众企业，更看重公众价值，因此“善因营销”的成分较多。
“在如今这个商品的价格与质量日趋相近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的声誉和产品以外的因素正成为影响客户忠诚度和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主要因素。善因营销已经成为一件令人振奋的市场营销武器，它能使企业和社会同时受益。”中国企业公民委员会专职副会长刘卫华表示。
相对于部分企业捐款的“热”，个人捐赠等公益行为则相对较“冷”。据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显示，企业捐赠一直是我国民间捐赠的主体，而个人捐赠不超过总额的20%.
“常年我国人均捐款不过10元，这不仅无法与民间慈善发达的美国年人均捐款超过800美元相比，也远远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刘卫华说，在许多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每年捐赠额会占到该国GDP的2%~3%.
然而，2008年“5·12”汶川地震激发了普通民众参与慈善的热情，使得个人捐赠首次超越企业捐赠，达到458亿元，占全社会捐款总额的54%，中国内地个人人均捐款实现34.66元，是2007年的近14倍。2008年12月3日，北京市把当年的慈善明星集体荣誉称号授予了“全体首都市民”。
中国民众参与慈善事业的潜力已经显现。
“许多公募基金会都把眼睛盯着企业家，殊不知，个人捐赠也是个亟待发掘的爱心‘富矿’。”李利兴奋地告诉记者，几年前的一次出访颠覆了他曾经的慈善募捐理念。2005年，李利随扶贫基金会访问了几家美国慈善组织，发现在这个国家里，80%的捐款不是来自企业和机构，而是来自普通民众。“即使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捐款再多，在民众捐款的汪洋大海中也不过是沧海一粟。”
但基于我国经济和社会总体情况，学界一直呼吁，慈善应扮演财富第三次分配的角色，而不应强求民众捐款。
什么阻碍全民公益
李利给记者讲述了一位老人“向善无门”的真实故事：张大爷听说慈善基金会开办了月捐项目，于是兴冲冲跑去银行咨询，希望开通这项业务，但银行营业员却表示并不知情。无奈，老人又跑了几家银行询问，直到所有银行网点都关门了，他也没搞清楚到底如何办理月捐，只好扫兴而归。
“其实国人并不缺少爱心，只是缺少畅通的献爱心渠道。”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表示，以企业和个人捐款为主要形式的现代慈善事业，在我国起步迟于西方，进展也比较缓慢，但2008年汶川地震、冰雪灾害等特殊历史事件已将国人的爱心唤醒，“公益的理念已经萌芽并茁壮成长，这从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就可看出”。
分析公众不愿主动参与慈善捐款的原因，许多专家学者表示，捐赠被动、捐赠渠道不便捷、对善款落实缺乏信任、捐款人与受益方缺少交流互动的平台等都是“导火索”。
“目前我国民众在参与公益大多仍属于政治运动型、行政命令型、突发灾难型的激发爱心方式，完全是被动的。”有专家分析，当人们参与公益时往往遭遇这样的困惑：捐赠汇款需要专程到银行、邮局排队，而且无法持续。
在捐款后，相应信息反馈不及时也让人“郁闷”，把钱捐了以后，似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个人如果想了解善款去向，只能通过电话等形式与公益机构进行沟通，而公益机构则只会通过印刷品、官方网站发布报告等向捐赠人公布捐款使用、项目执行和受益人发展、成长情况，捐赠人与受益人之间、捐赠人与捐赠人之间缺少基本的交流和互动平台。”李利认为，就是这些不便使人们的爱心无法释放。
“如果按照科学的方法操作，爱心捐赠本是一件甜美、快乐、幸福的事情，但捐了款不知道帮了谁，不知道资金的去向，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与无奈只会打击人们的激情，使爱心结冰。”李利说。
对此，有关专家呼吁，调动个人捐赠的积极性，形成全民公益的热潮，传统的公益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需要公益模式的创新。
如何终结“向善无门”
日前，中国扶贫基金会推出了“人人可公益”的理念，并尝试通过手机、银行、网络等多种方式开展月捐项目，并为捐赠人提供全方位服务，包括捐款去向和受益人信息。
据李利介绍，“人人可公益”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不只是企业和富人的行为，而是全民参与的公众行为，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公益活动的传播者；搭建人人可公益的现代化公益管理服务平台，为每个人实现公益心愿提供服务平台，实现公益专业化、电子化和网络化；使做公益不再局限于捐赠金钱和物资，而是包括捐赠时间、技能、艺术和服务等多种形式。
“我们目前的最高目标是将参与公益的优质客户流失率控制在10%以内，不过，这个目标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在介绍了扶贫基金会的模式创新后，李利话锋一转，“要实现全民公益，仅靠基金会畅通渠道还远远不够。”
“要把公益理念变成全民行动，需要建立多元、诚信的社会公益体系，完善慈善法规、激励机制，这需要政府、企业、机构的共同努力。”钟宏武表示。
专家们指出，我国慈善领域的法律制度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现阶段我国尚无一部相关的统一法律，有关规定也只是散见于特别法和行政法规规章之中，甚至具体规则存在错位。“切实推动全民公益的平台建设，需要国家尽快推动专门法规出台。”专家们呼吁。
钟宏武认为，企业应承担起社会责任，不但主动参与慈善事业，更应成为公益理念的重要传播者，利用庞大的网点和社会影响力，在全社会倡导公益行为。
“人们于施助的过程和结果中获得成就感，处于困境的人因受助而心存感激，它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不过，先决条件是——终结‘向善无门’的尴尬。”李利与钟宏武向记者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本报记者 郑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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