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近日，广州市廉政文化周启动，来自海关、地税、国税等廉政“高危行业”的500名青年公务员宣誓“以后当了官永不贪污”。

　　对于宣誓不贪污、不腐败，给人似曾相识之感，今年以来，不时有地方就反贪廉洁举行各种宣誓活动，如不久前，北大举办了“廉洁自律、爱岗敬业”座谈，30多名毕业生代表参加了活动，签署了承诺书，并向全国大学毕业生发出廉洁自律的倡议书；四川省委组织部、人事厅近日也联合发出《认真做好新录用公务员宣誓工作的通知》，今后，四川省新录用的国家公务员，都必须面对国旗进行宣誓。
 
　　无疑，组织者希望通过“宣誓”，使宣誓人受到教育，在今后工作中信守誓约。但是，这些宣誓对于遏制贪污腐败能起多大效果，确实值得认真研究。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由于组织者的特殊身份而被赋予了深层意义，并反过来影响到组织者的信誉。

　　有人认为，宣誓能促使人反省，使人良心发现；也有人说，宣誓能使人耳濡目染，从而得到廉洁教育，总之，宣誓比不宣誓好。然而，这些说法事实上很难站得住脚，如果我们承认人性有其脆弱的一面，那么我们应当承认，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是很难经受起考验，宣誓既不能在其萌生贪欲时及时制止或者暴露其不法行为，也无法作为事后加重其惩罚的依据。我相信，在现今已经抓获的贪官中，找出些曾经宣誓廉洁的人，并不是一件难事。

　　宣誓作为舶来品，在西方社会，在各种场合比较常见。总统就职时要手按《圣经》宣誓；证人在法庭上作证时，要手按《圣经》宣誓。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说：“誓言在罗马中有很大的力量，所以没有比立誓更能使他们遵守法律了。”那么，为什么在西方社会会如此看重这种宣誓形式，并且宣誓也的确在西方社会起到相当的作用呢？

　　这就必须从西方的文化谈起，西方文明来源于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西方社会长期信仰基督教，受其浸染至深。在基督教语境中，誓言是一种很神圣的事情，正是因为上帝自己对自己进行过发誓，才有创世，才有神与人类和谐相处。在这种有神论的基础上，一个信教的人手按《圣经》宣誓，就不仅仅是他与他自己的良心的宣誓，而事实上，是他向神的宣誓，这种宣誓事实上构成了他与神的一种契约。所以，如果他违背了誓言，他就是违背了与神的契约，是要受到神的惩罚的。因此，一个宣誓过的人，尽管誓言并没有外在的约束，但冥冥中神的存在，本身就构成对他的约束。抛开有神论的立场，我们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仍然可以说，正是一个人的信仰，决定了誓言能对他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而不仅仅是他的良心、社会舆论或者廉洁教育。

　　所以，宣誓本质上并非外在的制度约束，而是个体愿望的表达，要让其起到效力就必须以信仰为前提，换句话说，只有某个人有信仰，才可能使宣誓成为对他的制度性约束。

　　我们今天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许多旧观念被打破，而新观念没有树立，思想震荡剧烈，许多人在物欲横流中失去了信仰，他们头脑中既没有上帝与鬼神，也没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他们只相信现世与功利，他们计较着一时一处的得失，钻一切可能钻的空子。所以在今天，我们的很多宣誓活动，很可能沦为一场“宣誓秀”，不仅于事无补，反而进一步伤及已经脆弱的社会伦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告诫后人，上帝死后，人是否可以为所欲为？所以，社会理想、人性关怀与道德理想，也可以作为不信教的人们的一种信仰。今天，与其不计成效地举行各种宣誓仪式，还不如培养人们形成自己的信仰；或者说，等人们普遍形成自身的信仰后，再来进行宣誓仪式也不迟。否则，宣誓有可能成为看似神圣，但在仪式表演完后大家一哄而散，并不当作一回事的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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