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佛学不仅仅只是为了批判
2010-10-20 来源：凤凰博报
佛教起源于印度，却大成于中国。对于佛学研究，中国人有着令人自豪的灿烂历史，我们的先人以特有的气度和智慧将佛教这种外来文化融入中国文化的血肉之躯中，并创造性地将其推向前进。我们的东邻通过遣唐使把佛教传播到了日本，但时至今日，我们却得派出学者和僧人到日本去研究佛学，国内通用的佛教典籍仍是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作为玄奘、鉴真的后人，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令人难堪的现状中引出一些值得反省的教训呢？
如果把佛教当作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站在立志跻身于世界佛学研究先进水平以无愧于古德先贤的民族大义立场上，我觉得有三种做法是要引以为训的。第一是纯从信仰出发，因循守旧。抱残守阙，或拘泥于章句之学，或热衷于经忏佛事，从而使佛教的精蕴障没不显。第二种做法是用某一宗派的观点去判别全体佛教，以致得出除印度原始佛教外皆非佛教正统的偏颇结论。这样做，既忽略了佛教因时因地而演变发展的内在生命力，亦漠视了中国历代佛教学者的独创性劳动成果。由此形成的门户之见，亦抵消了近代佛学界耆宿的不少努力。第三种做法是单纯为了批判宗教，还没有真正研究清楚佛教的本义，就武断地扣上种种帽子。这样做，除了徒增佛教徒的反感，并不能使我们的佛学研究水平提高多少。
研究佛学，是否仅仅为了批判？这一问题，值得理论界反躬自问。有一位我素所景仰的史学前辈曾断言：“与佛教（其他宗教一样）论战，不必多读佛书，因为佛教要旨不外是免祸得福，因果报应，轮回不死这一类扯谎，对着这些谎言进行猛攻，就是有力的论战。韩愈不读佛书，攻佛很成功。”鉴于这种说法至今仍影响着学术界，故在此斗胆提出一些浅见，以就教于学术界前辈。
长期以来，我们是否把研究佛学（其他学派也一样）的任务看得太狭隘了，难道仅仅是为了在批判中驳倒对方从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吗？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不这样认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佛教徒与古希腊人相提并论，称誉他们处于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众所周知，在西方的古希腊辩证法这一思想胚胎上经过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发展进而孕育出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巨大成果。在今天东西方思想进一步激荡、融汇的时代潮流中，我们东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可不可以接过恩格斯尚未来得及做的工作，从包括佛教在内的东方思想中汲取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呢？只要不心存偏见，人们不得不承认佛教蕴藏有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恐怕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历史上没有多少宗教和哲学体系能达到如此深刻的地步。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至高无上的创造主，事物除了处于永恒发展、相互联系的因果网络之中，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本原和永恒不变的实体。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面对无明、烦恼而不悲观屈服，面对遥远的人生理想而精进不懈，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整个人类联系起来。在认识论上，佛教主张如实地观察世界，为此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了反省。远在康德之前，就探讨了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理性与直觉等认识论上诸重大问题。比如“空”与“识”这二个重要概念就是围绕人的认识过程而展开的。佛教讲“空”，并非指世界本身虚妄不实、空无一物，而是“空”掉主体对客观世界在认识上的执著。而所谓“万法唯识”，亦不是说人的意识产生了客观世界，而是对“空观”的进一步论证，表明人所认识的只是主体所设立的对象，意识无法完全、绝对地把握现实世界。这些探讨在今天看来都是很有意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佛教哲学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提出这些问题，而在于解决这些问题所用的方法。
即使从批判佛教的目的出发，那也得弄清被批判对象的范围与实质。“免祸得福，因果报应，轮回不死这一类扯谎”不能涵盖佛教全体。借用《阅微草堂笔记》所载明玉和尚的话，佛教可区分为“愚夫妇所信”与“士大夫所学”两大类。换成现代语言，即粗俗的宗教信仰与精致的哲学思辨。即使对前一类东西，也不能简单地扣上“扯谎”的帽子。现代科学，特别是特异心理学所研究的“异常意识状态”、“离体体验”、“异语现象”等领域，表明三世轮回这一类东西并非向壁虚构，它的产生有其心理学上的原因。科学可以用事实来揭示宗教神秘主义的秘密。我以为，真正使人心悦诚服的批判不仅仅在于揭人之短，尤其应该扬对方之长。马克思主义的高明之处是在与对方的精粹相比较而凸现出来的。如果只是对“轮回不死”这类东西进行猛攻，那充其量不过在重复一千多年前范缜在《神灭论》中所作的工作。只有理解佛教本身，才谈得上真正的批判，要做到这一点，不多读佛书是绝对不行的！韩愈不读佛书，历史证明他攻佛并未成功。韩愈官场失意，遭贬潮州后，不是受了大颠和尚的影响而转向佛教了吗？
上面提到的那位史学前辈在晚年亦认识到不懂得在中国文化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佛学，就无法研究中国的文化史，因此致力于读佛书，进行补课。（参见赵朴初：《在中国佛学院本科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法音》，1984，5）他在研究佛学上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应给我们后人以深刻的启示。现在，佛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宣扬迷信、追求个人福田的时代过去了，他们要用现代语言和现代研究方法去整理佛典，发掘尘封在经书中的佛学智慧，使之适应今日的时代。学术界也要有勇气放下踞高临下、唯我独尊的架子，虚心向佛学界行家们学习。双方取长补短，互相合作，把原来互相抵消的力量拧成一股劲，那么现在正在编写的《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华大藏经》等书籍就更能反映国内佛学研究的实际水平。并争取在不久的将来，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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