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小雨: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与挑战
2010-05-25

毛小雨: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与挑战

来源:公益中国网  发布时间:2010-5-25

毛小雨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今天上午第一个发言是来自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吴祚来教授,但是由于机器出问题了,顺序换一下,我先来讲。

    今天我讲的中印文化交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这是一个我们常见的问题了,在中印文化方面,今天印度大使来演讲之后,他也给我一个启示,他说我们的文坛不要老生常态,要谈一谈新的问题,所以我想尽可能的在演讲的时候谈谈新的问题。

    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我们知道有很多老生常态的问题,尽管不让老生常态,我还得再重复说一下,就是中印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的,比如白马驼精,玄奘这些故事是给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给我们流失上留下非常丰富的一笔。并且我们对印度文化是心存感激的,这个印度文化在我们中国文化已经占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佛教问题。我们常常说中国文化三个大的支柱,现在印度文化现在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文化当中,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成为我们重要的支柱,这是我们不能不提的,不能不心存感念的,这是我们强调一点。

    但是我们两国的文化发展这么多年,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但是我们也存在了很多问题,在比如说大的,从政府层面,2003年我记得印度当时总理在中国SARS之后,来访问中国,就和中国的领导约定,要在文化中心建立文化中心,印度已经建立了文化中心,但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心一直没有见到,这就是我们两个国家从政府方面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很多从事政府层面工作的人,我不知道出现什么样的障碍,中国的文化中心迄今为止在印度还没有建立。

    另外两国国家在文化交往方面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官员他是很固执的,总是拿一些东西来说事,比如说佛教,很老生常态,尽管今天大使说了不要老生常态,但是每次讲中印文化交流的时候都要谈佛教问题。佛教问题已经很老生常态的问题了,为什么不来一些新的呢?现在我们知道印度已经不是一个佛教为主的国家了,他的印度教、锡克教有很大的接受的层面,但是我们中国因为印度佛教是在中国开花结果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进行佛教文化交流的方面,我怀疑印度方面有没有很强大的团队来和中国进行佛教文化交流。

    比如说今年国家举办国家节的时候,印度来了一个戏剧祖国祝福,我们中国叫中华合乐,从专业来讲,印度的水平并不是特别的高,从舞台的调度、演员的表演、人物的刻画等等这些方面很不专业的,所以两国文化交流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政府层面参与太多,往往使我们感觉是很业余的。

    我曾经就是邀请过一个印度的摄影家或者是专家来我们的研究机构来进行讲学,这是印度政府非常推崇的一个摄影工作者,他的作品这次可能还要在中国印度节上面举办展览,我曾经问过我的印度朋友,我说他是摄影家还是专家?当时我的印度朋友就笑了一下,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印度有很多能代表他们的水平的,但是通过政府层面不能来。比如说前些年我一直搞印度中印文化摄影方面的交流,我尝试很多次想请印度顶尖摄影家能代表他们水平的,还有动物摄影家和别的摄影家都没有请来,印度政府派过来的人水平让我很失望,并且国家层面的交往是只重形式不重内容。

    比如说从这几年来看,有中印友好年,还有中印旅游友好年,直到印度国家节,受众层面是非常少的,可能一场演出只有一场两场演完了之后就偃旗息鼓了,反而是没有民间交往进行的这么好,我们就是第一是进行民间交往,第二是要求有大师级的人物交往,因为很多层面的东西,光通过音乐舞蹈的表演并不能真正反应人们的心灵。

    比如说我们以往看到的泰戈尔的著作,泰戈尔一次访问在中国两个月,但是我们可以说七八十年,在我们文化历史上可以不断探。我们徐悲鸿先生到印度进行学习,创作那么大量的作品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说以后我们进行中印文化交流的时候,不能是可以说是泥沙俱下,什么东西都可以参与进来,而是多进行高层次的交往。

    另外还有一些能反应印度真正的文化水平的,比如说哲学著作、文学著作这些东西都应该大量的翻译,但是现在我们人喜欢搞轻松的,比如说摄影的,以前我也是拍很多印度照片,做过不少展览,我觉得那些东西是很轻松的,可我们进行艰苦的大量的翻译,那个东西才是重要的。比如说以前知道有普拉木常德、有泰戈尔大师的作品,我们还有批判现实主义的流浪者,可是现在我们还知道印度什么?仅仅知道一些印度的歌舞,而印度的IT还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非常少的。所以说两个国家文化发展到这种程度应该更深入一步了,不能仅仅限于仪式和一些活动,而是深入人的心灵层面。

    还有一个就是文化交流第二点就是文化交流能解决分歧吗?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很多专家经常讲,我们国家和印度之间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两国不了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片面的,50年代我们了解吗?其实50年代是很少的,是政府层面爱屋及乌,《人民日报》写一个中印之间好兄弟,但是老百姓之间并不了解,尽管我们说这几年旅游交往达到层次还不够高,但是相比1950年我觉得已经大大进步了。现在我们再去访问印度,印度的小商贩可以说出100卢比,不贵不贵,其实我们的交往还是得加强,我觉得这个交往有些东西是坦诚谈出来。

    就像两个人谈恋爱,如果你这个了解的越多,可能发现的问题就越多,这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很多问题我们不能坦诚的谈出来,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我们总是喜欢用外交辞令,因为外交官在政府层面比较委婉的说出来,其实在民间的交往中我们就可以很坦诚讲出来。比如说谈到达赖喇嘛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直接谈出来呢?这些东西它的恶劣程度远远超过美国售台武器,为什么呢?那时候美国售台武器中国领导人不告诉老百姓,是人家逼你签的,其实美国人已经告知中国了。但是印度让一个达赖喇嘛的政府存在那里,其实性质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能引起和颠覆一个国家政府来存在我觉得对目前的这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感情是非常的找不到很恰当的语言,不是特别的妥当的。像这种问题应该很妥当的解决。比如说作为好朋友、好邻居应该很谈率讲出来,把这个关切讲出来,其实比含蓄的、委婉的,或者是外交辞令这种语言要好的多。

    另外就是我还讲在这个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其实印度对中国文化的出口一直是属于出的量是特别大的,我们只是接受者而已,尽管我们总是在找说在卡莱有中国制造,有中国渔网,或者看到郑和的遗迹,实际上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是一点一点的影响,并不是靠几个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所以说我们两国进行文化交往的时候,我们需要慢的功夫。就像很多印度朋友做事情不是特别的着急,干什么事情可以慢慢地来,我想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我话就讲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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