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占劳:“仁富”文化渊源和现实意义
来源:公益中国网

本文作者:穆占劳
就所做的仁富榜和富人从事公益事业这个话题,我谈谈自己的观点:
首先,我要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张弓惊先生做的“中国仁富榜”是非常具有社会意义的。首先,“仁富”这个词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含义。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为富不仁”。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商”和商道观念中,就讲为商之道要回报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个也让我想起来,去年在央视播的一部电视剧,叫《走西口》。我觉得《走西口》这部51集的电视剧可以说融合了包括晋商文化在内的中国为商之道。那就是,致富之后要回报社会,要心怀天下。
那么,说到这里,我可以引用一下《走西口》里面最后一集里的台词。《走西口》里面有一个晋商,姓田,田家祖业经商开始很成功。他们祖训里面就讲究“仁义礼智信”,这既是中国儒家文化里的核心观念,并且也贯穿儒家文化所哺育一批中华古代的儒商。
在《走西口》里头,对于仁义礼智信,田家后代有着分别不同的认识。做为田家祖训的仁义礼智信,它是这样解释的:“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这五句话,每句话都是七个字,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仁义礼智信。
但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从民族救亡和民族兴旺这个角度,田家是这么解释的:“天下一统为仁,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福亏自赢为智,以义取利为信”。刚才我们谈到,田家祖训认为:大忠大爱是为仁,作为商人,大忠大爱肯定不是爱自己,而是爱社会,爱别人。公平合理是为信,以义取利是为“信”。中国古代义与利一直是哲学上争论的焦点。也是古代商人在商业里头经常争论的一个话题。义和利最早是在墨子当中有深刻的阐述。
片中田家后代田青对仁义礼智信有自己的一段解释,我觉得这段可以作为当今中国商人走出世界,同时把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带给世界。我认为也是一种很好的阐释。他是这样解释的:“世界大同是为仁,祖国山河是为义,家国天下是为礼,刚柔相济是为智,一诺千金是为信”。
把这三种对仁义礼智信的解释合在一块足以表现中国古代优秀的商人“以义取之,以利还民”的一种理念,一种最好的阐释。前不久我在《学习时报》上发了一篇文章,主要说的是当今的学术界的,但是我的文章题目,对每一个人来讲,我觉得都应该思考和勉励的,题目就是《人生三事:潜心向学,老实为人,踏实做事》。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我提到这么一个观点:为人要贵要在有自知之明,为人首需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去。为人处世做事当首倡立功、立言、立德之人生三求。不管是作为为政者,为学者,为商者,立功做事很容易,留下只言片语也很容易。那么立德是一个最高的境界。我认为商人的德,不仅是以义取之,还应该是以义还之。这才是商人商德最高的境界。经商者当警惕以利取之,以利还之。为学者当知道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这种道理。所以,我认为如果一个商人能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怀天下,达己济人。“达”就是把自己修身达到一定的境界,并且救济别人,救助穷人。这应该作为商人最高的一种原则。
以上我简单讲了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为商之道,和商人以义取之,以义还之的理解。我认为这种描述也非常符合张先生所做的中国仁富榜的宗旨。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处在一种爬坡期,并且是一种矛盾凸显期。这个矛盾凸显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分配不公,两级分化的形势日趋严重。地区差异,收入分配的差距日益扩大。如何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不仅需要政府出台一系列的社会救助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用政府财政来来平衡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同时,我认为,众多民间组织和已经先富起来的一帮人和先富起来的地区都应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商道精神。那就是自己富了不算富,自己富了以后,让周围的人都富起来,带领并帮助周围的穷人也能走上致富之道,也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我认为这才是最高的境界。
中国社会问题目前之尖锐,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我们的这个问题,社会分布不公和社会问题之存在,我想从我们制度考量来说,就是少了社会民间组织这一块。我在这里介绍一个国外的情况,据有关专家统计,目前在中国有100多家慈善组织。但是在美国有100多万家。并且美国民间捐款每年达到2600多亿美元,他们的支援服务时间折合成金额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数。美国一般捐款都是来自普通民众。
我是研究美国问题的,也研究过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我想讲一讲美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先讲一个人,2008年6月27日,全球首富比尔盖茨,53岁,也是事业达到顶峰的时期,他决定辞去微软的执行董事长,把自己和自己的财富一起都投入到了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梅琳达是盖茨的妻子,比尔•盖茨把自己市价大概580多亿美元全部捐赠给这个基金会底下。辞去董事长之后,比尔•盖茨把自己80%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慈善事业上。我想,如果张先生排一个世界仁富榜的话,比尔盖茨应该能排第一。
但是在美国历史上,美国的慈善事业或者慈善机构发展并不是从比尔•盖茨开始的,我觉得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经过内战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高速发展之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美国的第一批商业精英,第一批富豪。比如大名鼎鼎的钢铁大王卡耐基,还有金融世家梅隆家族,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家族等等。美国出现了第一批富豪之后,包括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内,都认为当时垄断出现了。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垄断出现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就是个人财富急剧积聚在个别少数人的手里,但是当时首富的这一批美国富豪们,并没有把自己的钱全部分给自己的儿子都分了。美国有一种传统,就是“from scratch to rich, from bottom to top”。从穷光蛋奋斗至富翁,从最底层奋斗至最高层,这样的人在美国心目当中才是真正的英雄。这样的英雄既包括出生于寒门,最后一直爬到总统宝座的政治家,也包括大批的商人和商界传奇人物。
大多数先富起来的美国富豪并没有深厚的家底做支撑的。美国人把他们树立为一种英雄,那么美国对财富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从零开始,然后到这个事业的顶峰。到达顶峰做些什么呢:这些人把自己的财富大批地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比如投入教育,投入到文化交流或传播,捐给教会,做很多的慈善事业。这在美国形成了一种传统,用中国话来说就是“乐善好施“。美国就有这个一种好施的传统。有一个数据,大概67%的美国家庭曾经向慈善机构捐过款。在美国普通的家庭当中,捐款已经行成了一种基本的理念。并不是说我富了以后我才捐款,在美国,年收入在20万美元或者财产在100万美元以上才算高收入家庭,但这在美国只是占到少数,大多数家庭还是中产阶级。
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从美国创国时期一直到上升时期所具有的精神:清教徒精神。德国大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写的《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在这本书中,作者用新教徒精神鼓励商人节俭,鼓励商人富了之后做慈善事业。这本书在美国被资本家奉为圣经书。此外,美国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的国家。在美国,80%的人是经常去教会或者教堂,他们大部分是基督教教徒或者是天主教教徒。在基督教中的《圣经》中,有一段经文,就是让人乐善好施,这样写道: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入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穷寡妇的这种精神写在圣经当中来教育信教的群众,我想这也是美国人的一个传统。
美国的慈善事业还有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就是从娃娃抓起。在美国学校里慈善教育就相当于我国的思想品德课。他们也有宗教课,宗教课就是讲圣经,传播基督教的精神。美国的孩子从小就接受慈善教育。比如说,学校就教育学生把自己不用的铅笔或者文具,把钱捐给慈善组织。这些钱用来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和穷人的。
美国的慈善事业还有一种制度鼓励的因素在里面,主要的是税收制度,捐款就可以减税。刚才我提到钢铁巨头卡耐基,卡耐基在1889年,在他的一本叫《财富的福音》这本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过不了多久我那些余留下来的巨额财富就会遭到公众的唾弃,人死富有,死而蒙羞。我想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书。卡耐基对社会财富的观点可以说影响了美国几代人。
刚才说到美国慈善事业的传统和制度,反观中国,众多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刚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我们国家这种慈善组织刚刚起步的过程当中,缺乏一种制度的保障,制度的鼓励,缺少一种自律的制度和规则。我想中国慈善事业会随着中国人对财富观念的变化,民间慈善组织会越来越多。那么我认为这些慈善组织都有一种规范,都有一种走向健康发展,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里头。我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前途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做支撑,中国人历来有立志济贫,讲究仁慈、仁爱、济世的文化。到目前大批的中国商人,也都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作为众多的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从业者,他们所发挥的示范作用,会愈来愈让大批的商人和普通民众认识到。
我想一个社会的稳定来自于制度保障,一个社会的和谐要靠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转和人民之间的友爱作为支撑。我认为我国的这种和谐文化与和谐精神会支撑我们国家公益事业越来越健康的发展。
(穆占劳:国际政治专业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研究员、环球智库研究院副院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