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9日06:36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动员起亿万颗拳拳爱心。
18年后，在“策划创意”已成产业、“形象代言”比比皆是的中国，那幅照片的经典地位，仍然铭记于心。
铭记于心的形象，“代言”的是一项特殊“工程”。
18年前，大别山腹地的5月，羊肠小道上平常的一个清晨，8岁的苏明娟和她的5个同学像往常一样走在上学的路上。不平常的是，孩子们与40岁的北京汉子解海龙在路上相遇了。
解海龙跟着孩子们走到学校，走进教室。陌生人的到来引起一阵骚动，他手中那个奇怪的机器更成为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小学学生们眼中的谜。
当过兵当过工人的解海龙，当时任职于北京崇文区文化馆。这个当初为买相机差点给老婆跪下的摄影迷，怀揣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介绍信，矢志要把中国的穷教育装进镜头，告诉更多的人。
解海龙与苏明娟的偶然相遇，留下了一张后来被称为“大眼睛”的照片，风靡全中国，成为中国最知名、最动人的公益事业——希望工程的标志。
解海龙后来回忆说，苏明娟是那群孩子中最小的女孩，“她的眼睛明亮、专注”。摄影师远远地看着苏明娟坐在光线昏暗的课堂上，用长镜头拍下了她。苏明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解海龙也不会料到那次定格会成为永恒的经典。
那双昏暗处明亮的大眼睛，纯真与渴望中，透出一丝惊恐，如同一种无言的诉说：农村的贫困、教育的贫困是如此的触目惊心。
从此，每个对视“大眼睛”的人，都感受到了灵魂的震颤。
从此，“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这个中国小姑娘的“大眼睛”，连同一个叫邓小平的中国爷爷的题词，一起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亿万颗明亮的心共同寻找明亮的希望，汇成永不熄灭的灯光，照亮脚下的土地。
诞生于1989年10月30日的希望工程，到今天已经走过整整20个年头。
一座座崭新的校舍，一双双援手，一笔笔善款，不仅铭刻着希望工程对中国农村教育的贡献，也激发了中国人的慈善爱心，推动着中国公益事业的勃兴。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比明亮更能给人以希望，没有什么比灯光更能给人以力量。
希望工程，是明亮，是灯光，牵引着一个民族的心随希望而动。
20载春秋，写下的故事，温暖而美丽。
历史之维
希望工程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公益史的奇迹。回眸历史，一深一浅的脚印清晰可辨，或喜或悲的故事难以忘怀。孩子那忧郁而渴求的眼神让人有锥心之痛，适龄儿童贫困群体的存在让教育公平蒙羞。改变现实，马上行动，一个公益机构的信念，正是一个民族的信念。
破茧而出正当其时
虽然家境贫寒，求学路上艰辛，但能坐进教室，拿着书本被摄入镜头，18年前的苏明娟，在中国贫困的乡村，其实还是一个幸运的孩子。
要知道，在她身后，因为贫穷跨不进校门的孩子，是一个庞大的群体：1990年统计显示，这个数字超过100万。
按照中国当时的贫困线标准（1985年中国确定人均年纯收入200元作为贫困线，此后根据物价指数，逐年微调。2008年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785元，目前为1196元），1993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8000万（截至2008年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尚有4007万人）。2005年前,在这些贫困家庭，每个适龄儿童入学，每年还需交纳40—50元的书杂费，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民以食为天”，在吃饭和读书不可兼得的境况下，只能是放弃后者。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醒目地刷在不少农村临街的墙面上，但基础教育投入偏少也是不争的事实，分在农村学生的头上就更少了。
另一个更为严峻的背景是，中国农村在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土地承包经营改革的高潮后，发展一度进入瓶颈期，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剪刀差，致使农民增收困难。上学、看病成为农民肩头难以承受之重，贫困山区的情况更超出了城里人的想象。作为一种存在，他们是那么的隐忍那么的卑微，生存困境几乎很少被外人知晓。
人人生来平等，但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短期无法改变情况下，生在贫困乡村的孩子，与城市的花朵们所分享到的教育资源，有如天壤之别。
如果教育这个最能改变命运的渠道被堵死，那就意味着“穷二代”“穷三代”将是一种残酷的宿命。
同一片蓝天下，不容教育起点的不公。
正因为如此，在传统中国，发端于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就体现出一种纯朴的教育公平思想。在现代西方，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一项原则，即应利用“差别原则”和“补偿原则”帮助弱势人群改变不利地位。
中外法律也把受教育权作为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我国《教育法》第一章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把“受教育权”确定为一项基本人权，规定“不论什么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贫困和教育落后是一体两面，而且极易造成恶性循环。贫困直接制约了教育的发展，教育落后又成为贫困地区不能脱贫的重要原因。这个怪圈要打破，首先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等方面设施的投入。
但人类有史以来，教育不只是政府包办，民间从来就有着巨大的能量可用，尤其是在政府财力吃紧的时候，更应唤醒、动员民间力量，共同改变贫困乡村的教育落后局面。
希望工程的创办者们，发现了这种力量，也找到了动员这种力量的路径。
1989年10月30日，刚刚成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宣布：面向海内外募集捐款，设立基金，开展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活动，实施希望工程。
而一年前中国刚刚颁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基金会的立法，该管理办法第一次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基金会的法律性质和地位。
一方面是大量的失学儿童群体存在，一方面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愿意贡献力量却捐助无门。希望工程的破茧而出，可谓正当其时，它将贫困、儿童、教育三个最令人关注的点集中在一起，并满足了全社会对公益事业的需求，因此甫一诞生就受到全社会强烈的关注。
1989年10月，河北省涞源县桃木疙瘩村小学的张胜利等13名失学少年成为希望工程的首批受助学生。1990年5月19日，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省金寨县落成。经过20年的建设，在西部，在老区，在边远的山区，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很多很多的农村，希望小学成了现在村子里最好的房子。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截至2009年9月,10万元起步的希望工程，已募集捐款56.7亿元人民币、资助学生346万、援建希望小学15940所、为56000余名希望小学教师提供了培训、建设希望工程图书室14000个……
“有爱就有了一切”
10万元注册起家的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几乎是零起步。
钱从何来？当年，中国青基会工作人员的募捐筹资“点子”，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原始”，比如从新华书店买来《邮政编码大全（工业企业卷）》，按照上面的地址向全国工矿企业发了13万封募捐信；比如，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多家媒体陆续刊登希望工程的公益广告（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个公益募捐广告）。
没想到，“原始”的“点子”，却应者云集。
1989年10月15日，著名女革命家、93岁的帅孟奇老人在得知希望工程即将启动的消息后率先捐款2000元，成为向希望工程捐款第一人；
1989年11月1日，天津塘沽区实验小学学生周桐将自己准备买变形金刚的27元零用钱捐给希望工程，成为第一个为希望工程捐款的小学生。
应者云集，是因为贫困地区孩子们渴求知识的双眼，让人心痛，让人心动进而行动。
“大眼睛”照片的劝募效应，就足以证明。此前，希望工程开始两年多的时间内，中国青基会收到的捐款只有1200万，到1992年年底8个月的时间，收到的捐款超过了一个亿。苏明娟被众多爱心人士点名资助，汇款单上经常写道：请把钱转给“大眼睛的小姑娘”，命运被改变的还有“大鼻涕”、“小光头”（解海龙照片中的主人公）等等。
孩童的苦难让人不忍，真实的贫困刺痛每个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希望工程的了解，涓涓细流汇成了爱的大潮。无论政府还是民间，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从国家领导人到将军，从老人到小孩，从工人到农民，从名人到服刑人员……
除了为希望工程题词外，邓小平同志还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捐款，他高瞻远瞩的看法时刻警醒着后人：“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的问题解决好。”
胡锦涛、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希望工程题名、题词，带头捐款，对希望工程寄予厚望。
一生歌颂母爱和童真的世纪老人冰心把稿费捐了出来，她对希望工程的负责人说：“教育搞不好，人没有文化，国家会越来越穷。”
“有爱就有了一切”，也是她曾说过的话。
贵州窖子山煤矿有242个犯人寄给青基会1106块，他们每个月有五块钱的零花钱，这是每人三块、五块凑出来的钱。他们说：“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不希望小弟弟、小妹妹再像我们似的，因为没有文化成为法盲而导致再去犯罪，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都能上学。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是犯人。”
“希望工程”这个名字是金牌子，甚至能起到净化灵魂的作用。小偷一听，手都能缩回来。
无数的解海龙们应运而出，他们用各种表现形式推动着希望工程，张艺谋电影《一个也不能少》、何建明的报告文学《落泪是金》、宋祖英演唱的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等一大批文艺作品深深打动着无数人的心灵。在河北，曲阳农民摄影家刘向阳等一大批民间慈善人士，也像解海龙一样，拿起相机，多少年来一直坚持关注那些山里的孩子。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反之亦可成立，让每一个少年都能幸福地读书，快乐的成长，这关系国家的未来，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个成年人的担当。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希望工程，将中国贫困乡村的教育落后现状，真实地呈现在国人面前，在唤醒爱心的同时，也让整个社会不敢坐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在公平公正、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下，进入新世纪以后，彻底解决农村教育滞后的各项德政相继出台，两免一补，从西部，一直覆盖到全中国。
但希望工程，开始了的脚步不会停歇，也不能停歇。因为仍然有对知识的渴望无法靠自身的力量满足，仍然有新的问题导致孩子在校园外流浪，比如“留守”儿童的增加，比如城市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等等。
于是，中国青基会适时将公益触角转型调整，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对教育，对祖国未来的公益投入，成为一个机构不变的追求。
社会之维
作为中国社会参与面最为广泛的公益事业，希望工程对于社会的影响远不止救助特定数量的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它对于推动公民互助风尚的形成，对于中国扶危助困传统精神的光大都厥功甚伟。不知“希望工程”的人很少很少，施以援手的人很多很多。
爱的循环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风行一时，社会学家晏阳初当初提出，“愚、穷、弱、私”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提出文艺、生计、卫生、公民的“四大教育”和学校、社会、家庭的“三大教育方式”。
现代公民社会里，不仅个体追求自身的自由与尊严，公民守望互助也同样弥足珍贵，它体现的是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温饱已经不再是主要问题。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下，人们的精神世界或者说道德价值体系正在遭受严重的侵蚀破坏。唯利是图、信用危机、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乃至贪污腐败之风已是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
希望工程拨动人心的善良与柔软，也成为抵挡人心堕落的长城，每一颗爱心就是一片绿地，连接起来就能将荒漠逼退。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救助别人让社会更加和善，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受益者。
在我们接触到的爱心人士中，相当一部人都有过被他人接济的经历，中华民族也早有“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传统。爱心传递爱心，感动催生感动。这种“传染”让人对生活产生美好的体验，对人生充满信心，对社会感恩，对他人友善，这是一个社会和谐的基础。
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到青基会，以孩子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她说，这样做是为了从小就在孩子心里播种爱心。这是现实故事，也是爱的寓言。
2003年，“大眼睛”苏明娟考入安徽大学金融系。入学一个月后，她请求终止“希望工程”对自己的资助，凭自己的能力完成学业，并开始勤工俭学来解决自己的生活费——不仅当过售楼员，还在北京一家大公司总部的人力部和财务部实习工作过。她是学生会组织部部长，暑假里，组织同学一起去金寨县做义务支教工作。工作后，苏明娟还资助了两名贫困学生，一位是大学生，另一位是金寨县的小学生。
1976年出生的张胜利是希望工程正式实施以来第一个被救助的学生。他于1995年进入上海市第一师范
来源：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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