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11-02 作者： 来源：文汇报
文汇报：实施希望工程已经20个年头了。当初你们的想法是每年资助5万名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按照当时每人每学年40元的标准，一年得要200万元。恐怕连你们自己都没有料到，20年能够筹集50多亿元善款，资助300多万名贫困学生。
徐永光：希望工程后来一直“财源滚滚”，但让我兴奋的恰恰不是钱。在实施希望工程初期，一次回北京，在飞机上鸟瞰京城，只见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止不住心中一阵冲动。我想，论捐款，希望工程还不及一座楼宇的价值，而多少个“楼宇”才能实现我所追求的价值呢?由此顿悟：希望工程所追求的，不是有形资产的积累，而是精神、文化、道德价值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有形资产有价，公益品牌和精神道德无价。这一悟，成了我做希望工程和其他公益事业一贯的追求。
文汇报：做希望工程的那些年，你觉得最操心的、最劳神的、最费精力的是什么？
徐永光：筹款是所有民间公益组织的难事，品牌建设更难，而最难的还是公益机构的自身建设，特别是机构文化的构建。机构文化是一个机构的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它渗透于机构成员的观念和行为中，成为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凝聚力量。就是《道德经》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它是达成机构使命、保持机构公信力的前提。换言之，做好一个公益品牌，需要一个有优秀文化理念、管理意志的机构和追求共同愿景的团队。
机构文化的准确表述是很困难的。我走了个捷径，提出三条青基会机构文化的灵魂：一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二是永无止境的创造进取冲动。三是以人为本。中国青基会的文化建设是很有成效的，只有经过思想的砥砺才可能让机构文化扎根，成为传统。
文汇报：以你现在的目光及阅历看希望工程，有什么新的感悟？你最欣慰的是什么？最大的遗憾呢？
徐永光：无论从20年发展的现实还是以现在的眼光看，希望工程都做到了极致，即便发生过诸如“投资风波”这样质疑，相比与国外运作型基金会要从捐款中提取20%左右的行政管理费用，希望工程“零成本”（只能以投资收益支付管理费用）坚持了15年，也是奇迹。我最欣慰的是，一个公益品牌历经20年而不衰，仍然很有生命力，可以说是社会需要和机构责信的完美结合。任何事情，遗憾总是存在的，但我想不出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最大遗憾”。
文汇报：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校舍垮塌、学生伤亡的场面令人不忍卒睹。而一所被网民称为“史上最牛希望小学——刘汉希望小学”在8级地震中没有倒塌，这所学校的捐建者成了公众心目中的英雄。真担心希望小学的整体状况，如果也出现大的伤亡可怎么向社会交待!
徐永光：当时我也很担心，深怕曝出一条希望小学死了人的消息。调查结果让我松了一口气：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四川重灾区共有146所希望小学，都经受住了考验。这些学校有17名学生、6名教师遇难，都发生在尚未改建的老校舍中。希望小学新建校舍成了近10万师生的“保护伞”。8级地震震不垮希望小学的原因，道理很简单，一是资金足额到位，二是全程监督。因为希望工程的存在而减轻了灾区师生的伤亡，用《离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来形容我的心情最为贴切了。
文汇报：这20年来，你的名字一直是与希望工程紧紧连在一起的。2007年，你出任南都基金会秘书长。你为什么要离开中国青基会?后来去了中华慈善总会没几天，又离开办了南都基金会？
徐永光：离开中国青基会，是我在上个世纪末的愿望。1998年在《人物》杂志《共和国同龄人自述》中，我就表露了这个心迹：“我的目标是，把一个功德圆满的希望工程留给这个世纪；让一个财力雄厚、信誉卓著、制度完善、人才荟萃，具有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水平的中国青基会跨入下一个世纪。此后，我还会追求。那就是，追求精神的更加富有，追求人性的更加完美。”
2005年，我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首届中华慈善大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在完成中华慈善大会之后我就离开了。原因正是我给范宝俊会长递交辞呈时说的“心野了，收不回来了”。
我2000年后开始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在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递交过三个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提案，都是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案。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也是温州人，是我神交的同乡加朋友。20年前，我们俩几乎同时下海，庆治做企业，我做公益事业。庆治的生意做大了，要把“实现自我，回报社会”的理想付诸现实，开始关注教育和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正好与农民工子女教育这个社会问题交叉。我想尝试做一个真正民间性的非公募基金会，可谓殊途同归，不谋而合。
文汇报：南都基金会把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环境作为机构的重点资助推动项目，实施了“新公民计划”，这个计划有什么愿景？
徐永光：南都基金会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公司还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公益基金，将根据需要继续给基金会捐赠。
南都基金会是2007年5月成立的，在成立以前，我们已经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我们拿出了一个可行性方案，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资助建设100所民办公益性的新公民学校。我们当时提出每一所资助额度200万元人民币，当然这个钱很少，也是一个很低的基础，我们希望这种学校未来的发展不是靠南都基金会，第一政府给予扶持，应该是民办公助；第二社会公益捐赠，构建社会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资源平台；第三家长适当的负担。
文汇报：看得出这与希望工程一脉相承。你还想再创一个希望工程吗？
徐永光：希望工程是让农民的孩子有书读；新公民计划除了帮助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还要帮助他们融入城市。过去建希望小学，只资助不办学，学校性质是“公办民助”；现在资助建立新公民学校，不仅资助，而且办学，是“民办公助”，因此，后者更具挑战性。
“新公民计划”刚刚做了两年多，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获得了2008年度“中华慈善奖”。已经办和正在建设的学校，义务教育阶段是5所，北京有3所，一所是大兴的行知新公民学校，另外2所即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的北马房校区和马各庄校区。今年和政府合作办2所，一所在银川，一所在温州。还有，已经建了2所百年新公民职业学校。百年职校在北京很有名，是企业家姚莉创办的农民工子女的职业学校，实行全免费。我们与她合作，签的协议是每年复制2所。目前已在北京和成都各复制一所。
我们在两年中也吃了不少苦头，本来想资助地方的民间组织来作为新公民学校的组办人，南都基金会投入种子基金后尽快退出，而北京办（改制）的新公民学校，我们却“炒股炒成了股东”，学校既没有民间组织来承担责任，也缺少政府的支持，从学校管理到资金发展，都被套住，现在正在解套。由此，我们决定调整策略，寻求与政府合作。温州和银川新公民学校的模式，因为政府承担了应该承担的资金投入和一定的成本责任，对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社会影响有很大作用，目前进展顺利。当然又对我们提出了如何处理与强势政府关系的问题，做好校董会的治理结构，是最大的挑战。
希望工程是一个跨世纪的课题，新公民计划所关注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更是一个世纪难题。我们这一代是做不完的!
文汇报：你孜孜不倦关注孩子们的受教育问题，体现了你的内心情感所系，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感？
徐永光：只是觉得这个问题重要，应该有人来做。既然我的认识比许多人早一些，那就不做不行了。当然，创新的冲动，对成功的渴望，肯定是很有吸引力的。
文汇报：你觉得，过二十年的时间，新公民计划也会取得像希望工程一样的成绩吗？
徐永光：希望在教育体制突破和模式创新上，不逊于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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