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9/25 03:20 来源： 北京青年报 肖榕
■苏明娟因希望工程圆梦，希望工程则因“大眼睛”打动了更多人■摄影/解海龙
■和受助学生在一起，徐永光常挂满笑容。他认为捐款也是一种精神消费。“你‘购买’到了受助孩子成长带来的成就感”■资料图
徐永光
20年前，当徐永光辞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一职，组建中国青基会，投身救助失学儿童的公益事业时，或许他自己都不会想到，20年后，他所发起的“希望工程”会累计募捐54亿，建设希望小学15444所，资助农村困难学生逾338万名……
有评价称，“希望工程”点亮了几代中国贫困学子的梦想，也唤起了整个社会的爱心。
1986年3月，春寒料峭，时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带领工作团下基层考察，在两个月内跑遍了广西柳州的少数民族贫困县。徐永光在调查报告中记录：“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全村2000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目前250名学生中，一年级学生71名，五年级7名，辍学率达90％以上。”
这些数据让人触目惊心，而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目光，时时闪回在徐永光的脑海里。三年后，徐永光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长一职，投身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公益事业中。1989年3月，凭着团中央划拨的10万元注册资金和1万元工作经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京成立，徐永光出任法定代表人和秘书长。
因为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有着切身感受，青基会创建团队都不约而同把目光锁定于一个目标——教育。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每年约有100多万小学生因贫辍学。这样的时代背景也令“希望工程”成为必然。1989年10月30日，中国青基会向海内外宣布：实施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为主旨的希望工程。“我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献给希望工程，是大瑶山孩子的呼唤，也是命运的呼唤；是生活信念的理性选择，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人生必然。”徐永光如此表达自己的“希望工程”情结。
■最得意之作——
新中国第一个募捐广告
10万元注册资金和1万元工作经费，对于刚成立的青基会来说，连基本的办公成本都不够。按青基会成立之初制定的最低资助标准——每个失学儿童每学期20元助学金，即便在全国资助5万名孩子，每年也需募集200万元。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那段日子徐永光琢磨最多的就是找钱。老家温州的企业家用信函推销产品的做法给了他启发，于是青基会首先尝试的就是广发募捐信。当年9月开始，青基会向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工矿企业发出13万封募捐信，为建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募捐。工作人员按《邮政编码大全（工业企业卷）》上的地址抄写信封。十几万个信封，上班抄不完，下班背回家抄，不仅自己抄，还发动家人帮忙。徐永光也不例外。
募捐信发出后引起很大反响，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这种募捐方式。一般每批信函发出后两周到一个月，就会出现一个捐款小高峰。在大约发出去20万封募捐信后，青基会一共收到了约20万元捐款，这在当时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然而，徐永光仍觉得效率太低。有什么更有效的筹款方式呢？徐永光一天夜里翻阅报纸时灵机一动，何不将募捐信登报呢？像《人民日报》这种发行量几百万份的报纸，公信力和影响力都非同一般，而且当时在《人民日报》登四分之一版面的广告只要1万到2万块钱。第二天，徐永光跟同事兴奋地谈起这一主意，大家觉得好是好，但认为不一定行得通。半个多月后，见还没有动静，徐永光叫来青基会筹资部的工作人员问怎么回事。对方表示报纸上好像从未登过这种广告，而且他们也拿不准募捐信是否会有暴露社会阴暗面、给政府丢脸之嫌。
徐永光一下火了，“谁有上面的红头文件，规定不能在报纸上登募捐广告？我们做都没做，怎么就知道不许做？”由于儿童节临近，徐永光要求筹资部一定要在“六一”前把广告登出去。很快，一份募捐广告的创意出来了，徐永光亲自写下了一个失学女孩的故事：陕西镇安县贫困地区有一个12岁的女孩卿远香，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去年父亲病逝，母亲带着她和不到四岁的妹妹过着艰难的生活。她失学了，白天喂猪、砍柴，晚上拿出珍藏的课本自学。期末考试到了，她匆匆干完活，跑到学校，在剩下的半堂课里认真地答完考卷。在考卷的末尾，她含泪写下四个大字：我想上学！
筹资部负责人忐忑地找到《人民日报》广告部，没想到对方痛快地答应了。1991年5月25日上午，青基会小院一片欢呼。刚刚送到的《人民日报》在第八版上刊登了“希望工程——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募捐”的广告。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募捐广告。
青基会乘胜追击，先后与《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联系，这些报刊不久也刊登了这份募捐广告，一些地方报刊和文摘报还免费进行了转载。至今，徐永光还将这一大胆之举视为最得意之作。
■最开心之事——
“泄密”小平同志捐款
小平同志为希望工程题词、捐款早已不是秘密，然而青基会是如何追寻到邓小平匿名捐款的呢？
1992年4月15日，小平同志为希望工程的题词在《人民日报》发表，由此揭开了“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序幕。6月10日，青基会来了两位军人，他们拿出3000元捐款，但不留姓名。负责接待的会计张培明告诉他们：“留下名字是我们的规定，不仅为我们，更是为后人留下一份责任与爱心的清单。”军人说：“如果一定要留名，就请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10月6日，两位军人又来到青基会，再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捐款2000元。
这次张培明多了个心眼儿，军人离开时他给海外部的甘东宇使了个眼色，小甘悄悄跟了出去，只见胡同口停着一辆小车，他默默记下了车牌号。根据车号青基会判断这辆车可能来自中南海，后来通过朋友求证，确定了这位两次给希望工程捐款的“老共产党员”就是小平同志。青基会当即决定，将两笔5000元的捐款用于邓小平早年战斗过的广西百色地区，后来百色平果县希望小学的25名壮、瑶族的贫困学生幸运地获得了这笔资助。
没有刻意宣传，但小平同志资助希望工程的消息还是在平果县希望小学和百色地区悄然传开，受惠于小平同志捐款的25个孩子还特意给邓爷爷写了感谢信。1992年年底，青基会组织首都记者在赴广西考察，记者们听说了此事，希望向海内外披露这一消息。但按规定，新闻机构披露主要领导人的消息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徐永光请来新华社专门报道中南海的记者邹爱国，与之商议如何报道此事，并让其在新闻稿的第一句写上“记者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获悉”，表示如有责任由他来负。新华社通稿很快发出去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诸多报纸都在最重要的位置刊登了这一新闻。徐永光也因此笑称这一“泄密”事件是他最开心的事。
小平资助希望工程的号召力很快显现出来，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派人送去了捐款，而民间的捐款数额也显著增多。
■最严酷的考验——
“违规投资”风波
希望工程产生于我国公益慈善法律并不健全的年代，存在诸多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的隐患。徐永光曾概括希望工程“八大隐患”：“体外循环”、“假名营私”、“体制摩擦”、“制度风险”、“管理疏误”、“无端中伤”、“失准评判”和“自砸招牌”。徐永光深知责任重大，形容一直“临深履薄，战战兢兢”。
1994年，希望工程遭受了创建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当年1月21日，香港《壹周刊》发表题为《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的文章，暗示青基会因疏忽或不诚实管理，导致巨额善款失踪。文章在香港乃至海外华人社会引起震动。尽管青基会迅速就真相做出回应，但“笔墨官司”仍难以挽回公信力所受的重创。
为讨回清白，徐永光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壹周刊》恶意诽谤，这也是香港首例内地机构的名誉权诉讼案。但徐永光没料到，这场马拉松官司竟打了6年，直到2000年3月13日才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审。此时青基会已支付了数百万元诉讼费。如胜诉，诉讼费将由对方承担；如败诉，不仅诉讼费无处“报销”，还要赔上对方开销，加起来一两千万。开庭前徐永光和同事住在香港华润大厦18层，他对同事们说：“如果败诉，我只能从这往下跳了！身败名裂加破财，如何回去见江东父老？”
经过庭审，法院终于在6月20日判决青基会胜诉，《壹周刊》赔偿350万元。这是当时香港诽谤诉讼史上赔偿额最高之案，也是非营利组织诉香港媒体并获胜的首案。
诉讼平息不久，青基会又遭遇另一场公信危机。2002年2月，香港《明报》刊登《希望工程违规投资》的报道，称青基会“涉嫌挪用希望工程捐款进行违规投资”，一些海外媒体相继编发文章大加渲染。徐永光本人也在这场风波中被舆论拷问。“《明报》事件跟前面的考验有相似处，都是对我生命和事业的考验。南怀瑾先生早就告诫我‘谤随名高’，既然做希望工程承担了这种社会责任和期望，就必然经受社会的拷问，因此我内心一直很平静。”
事实上，让徐永光困扰的还不是个人的砥砺，而是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制度风险”——1988年，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即不允许在捐款中列支工作成本。在这种“零成本运作”下，青基会不得已利用捐款收支时间差投资增值。徐永光解释说，从整体上看，投资是盈利的。审计结果表明，到2004年底，青基会的增值收入扣除亏损部分，净收益7400多万，正是这些收入支撑了机构和希望工程的运行。“投资项目里确有失误的，对此我需承担决策责任，但最重要的是投资没有影响助学金和建校款的拨付。”
2004年，新《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允许在捐款中列支管理费用。困扰青基会多年的“零成本运作”问题得到解决，青基会因投资招致的信任危机也由此趋于平息。两次危机有惊无险，但徐永光由此更深信“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的生命之根”。
时代影响令爱心不泯 令希望长存
因为希望工程，她得以摆脱辍学命运并实现大学梦；因为希望工程，她有幸作为受助生代表，成为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手；还是因为希望工程，她大学毕业后选择坚守家乡临沂做一名教师，把希望的种子继续播撒。28岁的山东女孩胡晶晶谈及与希望工程的渊源，语气平静而满怀感激。“我会尽自己所能做好本职工作回报社会，能多付出就多付出吧！”
胡晶晶只是希望工程资助的330多万贫困学生的普通一员。助人自助，帮助别人也即帮助自己，这是一切公益慈善事业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希望工程受益者看似失学儿童和农村教育，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包括捐赠者自己。徐永光认为，如果把对希望工程的捐款看成一种消费，那就是一种精神消费。“捐款是无偿的，但也是有偿的，你‘购买’到了受助孩子成长带来的成就感，带来的精神满足和快乐。”
这也许可以解释希望工程20年来不衰的秘诀：它满足了两个层面的需求，一是贫困地区失学儿童读书的需求，二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道德需求。希望工程销售的是一种精神，传播的是道德和文化，徐永光称之为“一个成功的公益品牌的创意和营销模式”。
希望工程实施之初，徐永光曾设想，如果有一天希望工程成为社会时尚，那就意味着这项事业的成功。因为希望工程的深层价值在于通过捐资助学、尊师重教的义举，唤起社会的重教意识，倡导并培育一种新风尚。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76％的人认为希望工程是近来最有成效的思想教育活动。联合国新闻署一位官员1997年来中国考察希望工程时曾兴奋地说：“难以想像中国有如此成功的公益事业。希望工程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财富，也应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财富。”
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1997年开展的“希望工程效益评估”表明，希望工程是上世纪90年代社会最广泛参与的公益事业，在各省会城市16岁以上的居民中，93.9％的人知道希望工程；在知道希望工程的居民中，63.5％的居民以各种方式为希望工程捐过款。全社会的爱心造就了希望工程，爱心不泯，则希望长存！
光阴的故事
农民工子女教育 是我的第二个“希望工程”
因创建希望工程这一中国最具影响的公益品牌，徐永光注定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标杆人物。
从而立之年进入团中央仕途坦荡，到不惑之年辞官创建希望工程，再到花甲之年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奔走，这个与新中国同龄的温州人，凭借理想而务实的个性色彩，一直“真实地有责任感地生活”。
回溯走上公益之路的偶然与必然，徐永光总要忆及贫苦的童年及母亲的影响。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的他，父亲早逝，母亲靠给人浆洗缝补拉扯5个孩子。在徐永光看来，母亲把她的勤劳、善良和顽强都传给了他，信奉基督教的老人还经常教导徐永光要“奉献爱心”，徐永光把这句话写进了1989年第一份希望工程的宣传提纲中。
当过兵、做过汽修工，甚至被打成过“现行反革命”的徐永光，1978年从温州邮电局被抽调到团中央参加共青团十大的筹备工作，之后便仕途光明，从普通干事到团中央组织部长只用了7年时间。然而，1988年徐永光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长一职，开始筹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落实《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中提出为青少年办实事的承诺。1989年3月，青基会以10万元注册资金成立，徐永光任秘书长和法定代表人。同年10月，一个命名为“希望工程”的公益项目诞生。
经过20年发展，“无先例可循、无成法可依”的希望工程已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面旗帜。事实上，到2005年国家对贫困学生的“两免一补”政策全面实施时，徐永光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梦想就已基本实现。
选择功成身退的徐永光在2001年辞去了中国青基会秘书长职务，2005年又先后辞去了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和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职务，开始尝试做一个真正民间性的非公募基金会。他将目光投注于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2007年，徐永光出任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开始实施与希望工程一脉相承的、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环境的新公民计划，打算用5到10年时间资助建设100所民办公益性的新公民学校，探索在公立学校和私立民办学校之外，走出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这被徐永光称为自己的第二个“希望工程”。
来源：北青网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