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弟学校生存状况侧记
图片说明——
上:我与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吴帅(右)合影。他在交流会上说出了他的愿望:将来做一个教育家,将他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经验出版成书;
中:苗苗小学校长李刚,他身旁的图片中,有他曾经创办的、已经被取缔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旧影;
下: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的孩子,他一直缠着我为他拍照,这是他认为的“最酷”的造型。他问我的唯一一个问题——哥哥,你每天都吃肉吗?
5月4日“协作者”举办的“农民工流动在边缘”图片展交流会后,我对来自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代表吴帅和一位接受赠书的民工学校创办人进行了交流。
来自河南农村的吴老师有些拘谨,在会后长时间地站在一个角落里,听旁边的人说话。说起他来北京教书的经历,他渐渐变得放松了些。他拿着一月五六百元的工资,虽然学校包吃包住,要有积蓄仍然十分困难,但他仍然很有信心地说出了他的愿望,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家。
当我提出一个假设,问他能不能够接受一个事实,在西部,拿着以前民办教师的几十、上百元的工资,工作几十年时,他笑了笑,说那样很难。
吴老师说起去年春节晚会上一个关于农民子弟学校的小品,表现得异常气愤。他说,民工子弟学校其实不像小品中所描述的那样,老师连“鹅鹅鹅,曲项向天歌”都读错。农民工子弟学校同样抓教学质量,他们的老师到如今依然经常吃咸菜泡饭,尽心尽力地教好学生。
自己办农民子弟学校七八年的李刚老师,一个劲地拉着记者,说着他的办学经历。这个年到中年的刚烈男人,从97年开始办学,经历了太多的艰辛。他曾经创办的一所民工小学,因为“非典”的缘故被要求停办,但他没有停下他为民工子弟创造一个相对轻松的学习环境的愿望。如今,他是一所由他一手创办的民工学校——“苗苗小学”的校长。他现在的学校有两百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子弟,连他在内,有八个老师。由于师资的极度紧张,他和他的老师不得不一人承担多门课程,像家长一样地带着一群孩子;为了补贴学校相当拮据的教学经费,他和他的爱人一起,在教学之外,做一些小生意。他的小学对正常的孩子每人每学期收取三四百元的费用,包括学杂费和吃饭,特别困难的学生,他们就减免甚至不收任何费用。用李老师的话说,能帮一点帮一点,看着这些孩子出去流浪,可惜了。他的学校的老师,一月同样是拿着五六百元的工资。
谈到面对那些农民的孩子,他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他不将这些孩子召集起来学习,说不定他们会在大街上流浪,甚至可能学坏,因此,即使是给他们一个安定的环境也好啊。他因此有些为难,但当他提到最近一件事情,他挤出经费,为学校添置了8台旧空调时,又充满了希望。他说,这样一来,孩子们夏天就不会因为天热而无法学习了。
李刚校长还带来了他的孩子,一个四五岁的调皮的男孩。这个孩子在交流会上,一直缠着我为他照相。他摆出了几个流行的明星在照片中的姿势,最后用小手的拇指和食指撑开一个“V”字,让我为他拍下了那张他说是“最酷”的照片。这个孩子,我让他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他比划了很久,还是只能写出一个“李”,另外画了两个连他自己也读不出来的奇怪图形。他问的一个问题使我心头一痛——哥哥,你每天都吃肉吗?
另外还有那个叫段美玲的来自北京海淀行知学校的女孩。她在交流会前,一直安静地坐在一个凳子上朗诵她的发言稿,虽然只有一页,但她始终读得很认真。我对她说为她照张相,她就放下发言稿,端端正正地坐在了我的面前……
在这次交流会上,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派来了他们的学生代表。这个学校在北京已经生存了十年,如今已经正式挂牌,获得了政府的承认。一所以民间力量为基础的学校,以农民工子弟为生源,甚至经常因为各种生存状况的与公办学校标准不合,而时常被勒令整顿甚至停办,不得不四处迁移,它能够存留十年,而终于得到承认,是一件多么漫长、多么艰辛的过程。这样的打工子弟学校,他们像是一个更大的城市流浪者,领着一大群自己的孩子,居无定所,时常迁移校址;教学物资匮乏,老师待遇不如一个建筑工人;那些孩子,有着迫切想要读书的愿望,如果他们不能受到比较稳定的教育,将会流落街头……这样的学校,缺乏国家教育资金的支持,还处于半地下状态,他们需要我们整个社会的共同关注,需要有心人伸出一双手。正像“协作者”发出的寻求支持讯息一样——
“如果您有不用的旧衣服,希望您能捐给我们,我们将替您把它送到最需要它的人们手中;您有书籍、过刊,也欢迎您捐给我们,让更多的打工朋友们有机会接受知识;另外您有复印纸(包括单面使用过的)、办公家具、旧电脑也欢迎捐给我们,如需要搬运,请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去拿……”
这就是在城市中艰难生存下来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学生,以及学校本身的现实状况。然而,这些状况也只是冰山一角,远远无法囊括住分布在城市中各个角落中的打着农民工印迹的学校和孩子们的一切。
应该明白,我们要做出点什么,给他们一点帮助,并不难。我们只要有一颗平常心,希望所有人能够获得相对平等的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就能够做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