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名身穿迷彩服的人剪开一所学校大门的锁，冲进校园，踹开学生宿舍的门，扔出学生的生活用品，把学生赶到操场上……这样的情景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它竟在我们身边发生了（《新京报》4月18日）。
   
    不可否认，这次信达恒泰公司强拆智光学校有着复杂的背景：学校租地合同被取消，法院终审判决学校败诉并要求限期搬走，学校无力另租新址而迟迟不搬。但尽管如此，这些不能成为当着孩子的面强拆学校的充分理由，因为纵然学校有错，但孩子是无辜的，孩子的心灵是纯真而脆弱的，任何人都无权伤害他们，哪怕有再多无懈可击的理由。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句名言：“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我可以指望，我一世光阴自始至终贯穿着天然的孝敬。”对孩子及其童心的虔诚与尊重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孩子是父母的、也是社会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爱护孩子，避免伤害孩子这是社会中每一个人或组织所应遵守的基本游戏规则。特别是残障孩子，他们是弱者中的弱者，光天化日下对残障孩子实施心灵的暴力，这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逃脱谴责。

    信达恒泰作为一家公司，它应有起码的企业社会责任感，作为企业公民，它应恪守文明的底线，然而，它却轻易地越过了，这无论如何都难以得到公众的原谅。

    一家企业强拆学校，这不仅走向文明的对立面，还走向法治的对立面。强拆建筑，这是对公民财产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类似措施在一个法治国家是受到严格约束的。既然是法院判决了智光学校败诉并下达了强制执行令，就应由法院执行，一家企业是无权强拆一所学校的。强拆智光学校这种逻辑关系一旦成立，其后果是可怕的，因为以此类推，那意味着一个人如果理由正当，就可以抛开法定程序带一群人撬开他人的家门———打着“法律正确”的口号滥用私立救济，这样的结果肯定会乱套。

    当然，也不能回避学校在该事件中的责任。昌平区残联理事长彭尚玉称：“学校也有责任，至少不应该拿残疾孩子当砝码。”彭尚玉透露，她曾多次提出过让信达公司再多宽限几天，这句话无疑透露这样的信息，此次信达恒泰的强拆活动并非突然袭击，而是向学校发过最后通牒。

    既然学校已经事先得知此情况，显然应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如让孩子放假回家，把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转移出学校，避免孩子与拆迁人员发生直接冲突，确保孩子安全，但遗憾的是，学校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

    事情已经过去，孩子已经受到伤害，讨论责任在谁也于事无补。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避免类似智光学校的遭遇重演。

    据报道，8年间，智光学校已经搬迁三次。不过我们还是没理由指责“遗弃”智光学校的那些企业，企业毕竟是盈利的，做善事并非是它的单方面义务。一所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校却要在市场化资源中获得办学条件，那这样的办学之路注定是艰难的。那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何方呢？

    我认为是进一步明确政府责任，对于民办慈善残疾学校，政府有必要进行分类，对于营利性质学校，或可让其进行市场化运作，对于非营利、纯公益的学校，不管是公立还是民营，政府不仅要给予相关补贴，更应有必要解决办学用房、用地等瓶颈性问题。如此才能明确责任义务，避免残障孩子“无家可归”的尴尬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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