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的一个中午，我提着一个不足10公斤的行李来到北京佑安医院的大门口，寒冷的北京让我不断地咳嗽，我蹲在医院的一角喘息。
一位护士向我走来，她是专门来接我的护士长，她们知道我中午会来，特地出来接我。
我一头栽倒在病床上，躺下后我就再也起不来了，一切的入院手续都是护士们代办的。我当时的心理就是：“哎呀这一下舒服了，死在这里也安乐了。”
其实当时我来的时候，并没有抱多大的活的希望，正好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死掉算了。
护士们的微笑感染了我，我永远也忘不了她们的微笑。这种微笑在别的医院里可能也是常见的普通的，但在艾滋病人这里却有着意想不到的作用。每一个艾滋病人都很自卑，有的人觉得有罪，你给他一个微笑，就像给他阳光和空气一样。这一笑，可以改变他今后的人生。
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社会的心理支持。
徐莲芝主任经常和我聊天，往往是她站着，我躺着，一说就是一个多小时，就像是一对朋友一样，聊我的过去，我的希望，我的未来。
有一次我输液完毕，护士长给我拔针，血忽然从针眼里流出，她没有半点犹豫，立即用棉球压住了针眼。
血，浸透了棉球，染红了她的手指。我想抽出手来，连说：“快放开，危险！”她却制止了我：“你现在正贫血，血对你很宝贵。我手上没有伤口，不会传染的。”
除了医护人员外，还有一批社会志愿者来帮助病人，他们中有工人、公司职员和医科大学的学生。在我能有信心去面对治疗时，首都医科大的学生们给我送来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每周一换，在农历新年的几天里他们还分批来陪我，给我送来食品。一位汽车厂工人更是每月一两次骑一小时的自行车来到感染科看望病人，并给大家剪头发，元旦前、春节前和出院前他给我理发三次，年三十晚上他来到我的病房陪我这惟一的病人过年。另一位在银行任职的HAO先生三天两头地来看我，本来我是最孤独的病人，却能尽情地受用着这爱心家园的温暖。
两个月后我好起来。我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北京的清晨是非常冷的，但特别让人清醒，我隐约听到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声音，感到很振奋。
三个月后，我出院了。因为有了这段经历，让人充满了斗志，我会坚强地面对一切，会保护自己。
当时的现实是我的钱只能再吃三个月的药，后面怎么办？这时我想的不是怎么放弃而是怎么解决，强烈的求生欲望支持着我，我在网上不断地向世界各国的医生救助，说我的药马上就没有了，停药就会死。终于在离最后一个月的药只有十天吃完时，我得到了一个外国医生的帮助，买到了只有国内1／6价格的药。当我得到这些药时，我才发现，一个人的求生欲望是这么重要。
仅仅是相隔半年，我从一个想死的人，到想活，再到得到这些药物，真是有隔世的感觉，人只要有信心，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 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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