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AIDS与传统道德的性、与令人恐惧的死亡联系在一起，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AIDS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而是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多个视角审视的综合问题。从对人的生命打击和对人的心理折磨来看，AIDS远远超出了其它疾病对患者造成的伤害，不少人对待AIDS如临大敌，极力的回避、排斥甚至羞辱带着HIV生存的人及其亲属，所以从有AIDS开始，感染者就深深的体会到了“歧视”这个词带给自己的感受，有很多感染者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受：

    “有些亲戚来到我家里，连坐都不敢坐，一次性筷子和杯子也不敢用，不吃饭就匆忙走了！”

    “有些人称我们村为艾滋病村，我们卖菜去，他们一听说是艾滋病村的，扭头就走！我们的鲜菜也有病毒吗？还有人说我们将自己的血液抽出来打进西瓜里，所以都不敢买了，种的西瓜全烂在地里了，别人也这样说我们的蘑菇，蘑菇也卖不出去。”

    “这是我们3000人的村庄两年来第一个结婚的，周围人一听说我们村有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那些定婚的姑娘和小伙子都分手了，儿子娶不进媳妇，姑娘也嫁不出去。”

    “如果在学校里让同学们知道孩子的父母是艾滋病感染者，周围的孩子都拒绝与他们同位，不再与他们一起玩，所以孩子很孤立！”

    从以上诉说中能够强烈的感觉到，人们恐惧与感染者接触。人们为什么这么恐惧与艾滋病感染者接触呢，到底恐惧什么呢，什么原因使人们形成对感染者的这种态度呢，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艾滋病知识的匮乏

    1、传播途径知识匮乏

    美国一些学者分别在1991、1997、1999年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AIDS知识大调查，在接吻是否传染上，三年分别有17.1%、13.3%和31%的人认为会通过接吻感染HIV的；在共用水杯一题上，人们认为会感染HIV的比例三年分别为47.6%、53.2%、50.1；在共用马桶上，认为此途径会传染HIV的人数比例在增加，三年分别为34%、40.9%、40.8%。

    近几年来，中国的一些学者调查了城市、农村的一些居民和一些特殊人群如医务人员、大学生、出国人员等人的AIDS知识：

    常春，吕姿之1993年对402名出国人员的AIDS传播知识调查结果显示：与HIV感染者握手、接吻和共用餐具的知晓率分别是72.9%、60.0%、40.8%，甚至只有39.1%的人知道穿HIV感染者的衣服不感染；1995年，云南财政学院大学1~4年级1295名大学生中有4.15~12.5%不知道HIV的主要传播方式；云南省农村少数民族对一起吃饭、共用厕所、共用浴盆、蚊虫叮咬是否传播HIV的答题正确率分别只有29.1%、24.8%、12.7%、11.1%。济南市卫生防疫站等三家单位2000年对济南市2278名居民的调查显示HIV最主要的三种传播途径：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垂直传播的知识普及率分别是88.3%、89.5%和84.5%。

    2、预防、护理和治疗知识的匮乏

    预防上，1991年11月美国著名篮球运动员约翰逊发表了关于自己在1987年感染HIV的宣言后，在对美国大学生关于使用安全套能否预防AIDS传播的知识的调查中，男女大学生的得分不断下降，表明他们对安全套有效性的信任增加了；而从1991年到2000年，男女大学生在这方面的得分却波动起伏。但总体上，美国人对安全套的有效性持稳定的较信任态度。但是在回答是否有方法来防止妇女HIV感染者的母婴传播时，几年间正确回答的比例却下降了。1997年有关这一问题的调查有49%的美国人认为有方法来防止，2000年却只有43%的人知道正确的答案。

    护理上，2001年对某一医院护士的调查显示，76.7%的护士对“护理HIV感染者不会被感染HIV”没有信心，只有45.9的护士知道HIV对常用的消毒剂敏感。当接到指派护理AIDS病人后，6.9%的人表示即使辞职也不能接受。

    治疗上的调查发现，认为AIDS无法治愈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有明显下降：1992年，有93%的美国成人认为AIDS无法治愈，1997年是86%，2002年的比例是71%。比例的下降表明了美国人对这一问题认识变化，也反映了美国人对现代医药科技进步的信心和他们战胜这一“世纪瘟疫”的勇气，但是比例仍然相当高。

    综上所述，各个群体对HIV/AIDS的知晓率还是比较低，尤其是传播方面的知识知道的还不透彻，即使知道表面的现象，也不知道原理，所以人们恐惧与感染者接触。还有很多意识到自己受到HIV威胁的人，如有过无保护高危行为的人、到一般诊所包扎伤口的人非常的恐惧自己感染HIV，这也使他们远离自己恐惧的东西。只知道性传播途径的人还认为感染者就是因为行为不检点感染的，更多的从道德的角度进行判断，对病人的态度主要是建立在先前对不洁性行为态度的基础上。

    这也提醒所有感染者和艾滋病临床工作者，抓住可以利用的机会将自己掌握的艾滋病知识分享给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一是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和对感染者的“歧视”，增强了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一是体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为身边的人带来好处。

    二、安全需要心理：

    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爱与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的需要从低到高，一般来讲只有满足了低层次的需要，才能寻求更高层次需要的满足，这称为“层次需要理论”。

    依据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人首先想要满足的是生理需要，即人要满足吃饭、睡觉、性等生理需要；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后，就会有意识的寻求安全需要，人只有在一定的安全环境中，才会有心理上的稳定，才能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人们在没有能力应对到来的不安全因素威胁时，他们的安全需要表现的尤为强烈。借鉴到人们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上，意思是说让一个本来HIV/AIDS知识不多或者很少的人，甚至以前就没有听说过HIV/AIDS的人突然去面对面的接触感染者，恐惧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为了满足安全需要，所以大多数人像古时候人们觅食碰到危险一样，就选择逃跑作为一个寻找满足安全需要的主要方法。人们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传统安全意识思想引导下，不去接触让他们觉得更有安全感，所以表现出回避、拒绝。

    人们在没有了解透彻艾滋病之前，回避和拒绝是对自我的一种保护，有安全保护意识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可以避免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更多的危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很多感染者就是在无保护意识下感染的，增强人们的安全保护意识能将新的感染降低到最低点。

    三、正常的压力应对方式

    肯尼斯·马赛尼与同事将应对定义为“任何预防、消除或减弱应急源的努力，无论健康还是不健康、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种努力也可能是以最小的痛苦方式对应急的影响给以忍受。”也就是说人们面对压力时，会主动努力的寻求解决的方式，一般有两大类型的应对方式：问题中心应对和情绪中心应对，问题中心应对就是当压力可以改变时寻求解决方法，比如寻求帮助、自己解决、逃避等；情绪中心应对就是当压力不可以改变时，人们在接受压力情况下，看轻压力带来的消极作用，而更多的看到它的积极作用；遇到压力的时候人们一般既要用到问题中心又要用到情感中心应对。

    感染艾滋病病毒对于任何人都是一个强大的压力（stress），人们面临这个强大压力的时候一般就用以上提到的两种方式进行应对，而这个压力对于未感染者来说可以采用问题中心应对，即寻找办法减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当人们无力自己解决也没有寻求到可信赖的帮助的时候，就会不知所措，所以选择自己已经习惯的方法——避免接触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再加上因为艾滋病病毒是一种病毒，依据人们已有的常识，像肝炎病毒可以通过共同进餐、平时接触感染，所以人们就会想到自己只要不与感染者接触，也就不会感染HIV病毒，因而产生不坐HIV感染者的凳子、不吃HIV感染者的饭、不探望HIV感染者、与HIV感染者分手或者离婚的回避应对方式似乎慢慢的可以理解了。

    四、从众心理

    从众（conformity）指个人的观念与行为由于群体的引导或压力，而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著名的从众问题研究者社会心理学家阿希1956年报告了一个有关群体压力的经典实验：实验选取了七个人，只有第七名被试是真被试，其他六名是实验助手。被试与其他实验助手都围桌子坐下后，实验者一次呈现50套两张一组的卡片。两张卡片中，一张画有一条标准真线，另一张画有三条直线，其中一条同标准线一样长（见图示），被试的任务是在每呈现一套卡片时，判断三条编号依次为1、2、3的比较线中，哪一条与标准线一样长。

    讲这个实验，是想说明其实部分人可能了解HIV主要的三种传播途径，清楚日常接触不会感染病毒，但是因为周围的人都非常恐惧感染HIV，自己也就依从大众心理，听信了恐惧的“谎言”；而且很多不恐惧的人认为，如果自己和HIV感染者来往，那么自己未感染HIV的亲朋好友就有不再与自己来往的可能，为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无助和遭到风言风语，也只能迫于压力违心的去行动，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

    五、对改变躯体形象疾病的情绪反应

    大部分人常常对那些破坏人的形象、使人虚弱的疾病表现出讨厌、厌恶。因为艾滋病是一种免疫功能逐渐下降的疾病，所以当感染者免疫功能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多种机会性感染，如腹泻、发烧、消瘦。人们看到往日熟悉的面孔和身材被损害的惨不忍睹，就对艾滋病本身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情绪；进而形成条件反射，一听到或者一看到与艾滋病有关的信息，厌恶情绪就油然而生。

    尤其是，中国68%的HIV感染者是通过吸毒感染的，吸毒给这部分感染者留下的是严重的躯体消瘦，从电视上和一些艾滋病宣传画中也可以看到吸毒感染者骨瘦如柴的蜷缩在床上，更加重了人们的恐惧和厌恶。

    综上所述，人们并不是单纯的歧视HIV感染者，而是有深层的心理原因；并且人们恐惧的不是感染者本人，而是病毒的传播。所以感染者对于人们的这种避免接触的态度大可不必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