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一位普通的传染病医生，发现并披露了中原地区艾滋病暴发流行的实情；5年里，他先后近20次深入艾滋病疫区寻找和救治无助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他从不认为发现中国艾滋村是一件在技术上有多么困难的事。他说，真正的“困难”在于现在很多医生不愿意到农村去，他去了，就这样碰上了。
2004年5月10日，湖北武昌东湖之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午后的阳光透过走廊的玻璃，直射在桂希恩教授的办公室。门上挂着的“传染科主任办公室”的牌子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明亮、安静……来往的人们可能想不到，桂希恩教授就是从这里起步，无声地做着令世人叹服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教授流泪了
1999年夏天，一位来自河南上蔡县的医学生告诉桂希恩，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因为染上了“怪病”而相继死亡。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驱使桂希恩要去实地“看一看”。
“难道是它来了？”看了几例“怪病”后，桂希恩大吃一惊！他想到了1981年他在美国进修学习时，他的美国老师曾给他讲授过当年发现的一种人类新型传染病——艾滋病。当时人们认为该病是通过同性恋性行为来传播的，桂希恩记得自己还很自信地对老师说：“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在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抽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结果发现其中两人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几天后，他再次北上，这次抽了20个文楼村民的血样，结果发现10人为艾滋病毒感染者。
一周后，他第三次来到文楼村，把抽血的范围扩大到了50多人，这一次，他不仅发现了更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而且在其中还发现了儿童的身影。当进一步了解到，那些成人艾滋病毒感染者因为贫困都有过卖血的经历时，这位曾获得过全国“白求恩奖章”称号的专家忍不住流泪了……
桂希恩教授从来不认为发现中国艾滋村是一件在技术上有多困难的事。他说，真正的“困难”在于现在很多有专业知识的医生不愿意到农村去，他去了，就这样碰上了。
■“地下工作”四年有余
2004年2月27日上午，桂希恩收到文楼村6组艾滋病毒感染者程金（化名）的来信。在信中，这位患者朋友兴奋地告诉他：“2003年12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在我家坐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村现在敞开了，什么人都可以来。4月1日后外国记者也可以进村了。您也可以大大方方地来，给我们做些指导工作，告诉我们以后该怎么办……” 看了这封信，桂教授心里暖暖的。谁会想到，5年前，为了摸清疫情，他不得不像一名“地下工作者”在上蔡县“东躲西藏”。
因为桂希恩通过有限的渠道向外界公开了文楼村的情况，当地政府认为桂希恩破坏了上蔡县的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他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每次到文楼村都会受到百般阻拦。
在文楼村，程金曾是掩护桂希恩教授逃避驱逐的村民之一。2001年6月8日，桂希恩独自带着1万多元钱的药品进了村，当地政府闻讯后，派警察前来驱逐。最先听到消息的程金迅速向桂教授做了通报，并与其他几个老乡一起，把桂希恩教授藏了起来，半夜再用摩托车把他送到火车站。靠了当地村民的相助，桂希恩方才“脱险”。
类似的事，在桂希恩身上还发生过多起。尽管“不受欢迎”，但这四个字并没有挡住桂希恩前行的脚步，“如果谁都不管，那里状况将会更糟糕！”他拿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走村串户告诉村民如何预防不被感染，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安全套……更多的时候，他会带上药品，发放给那些已出现症状的病人，以减轻他们的痛苦。艾滋病患者受了感动，端水给他，他毫无踌躇，接过来仰脖就喝……
■艾滋病没有国界，更没有什么省界
面对越来越多的艾滋病人，桂希恩一方面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艾滋病防治必须有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协调指导。
1999年10月31日，桂希恩提笔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信，把他在文楼村的所见所闻及自己所做的大量调查资料一并寄了出去。他的信件很快得到批示，批示要求河南省尽快处理。
“从那以后，他们对我好一些了。”桂教授说，他曾被上蔡县政府请去吃了一顿饭，但席间他却受到这样的诘问：“你湖北的医生为什么要到我们河南来管艾滋病？”
艾滋病没有国界，更没有什么省界，作为传染病医生，桂希恩说，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别人怎么说，艾滋病，他是管定了！
2001年5月9日，桂希恩将5名来武汉治病但受到歧视的河南艾滋病人接到家中同吃同住，一时间轰动全国。从不愿在媒体露面的桂希恩教授，第一次站在记者面前，讲述发生在艾滋病患者身上的种种不幸，大声呼吁人们能给予艾滋病患者多一些、再多一些宽容和关心。
其实，这种“轰动”是桂希恩所不希望看到的。
当程金等5人来到武汉求医于桂希恩教授时（路费全靠桂教授资助），医院安排5位病人住进一个即将拆毁的旧房子里，但即使这样也遭到邻居的强烈抗议。为证明正常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桂希恩毅然将走投无路的艾滋病人接进自己的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共用卫生间。
那些日子，在桂希恩家那并不很宽敞的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客厅摆着两张床，住着两位女患者，书房里住着程金，桂希恩把平时自己住的房间让给了另一患者马强（化名）和他的孩子。用餐时，桂希恩与5位病人围着一张桌子，就像一家人一样亲亲热热，其间，他还不时为他们搛菜，“希望他们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每次为病人抽取血样，都是在桂希恩家里进行。他说：“在家里抽血是违反规定的，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艾滋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险的工作，一不小心扎在自己手上就有被感染的危险，虽然发生感染的概率很低，但桂教授从不让助手从事这件多少会有些风险的操作。在为艾滋病人抽血时，有两次桂教授将抽过血的针头不慎扎在了自己的手上，他并没有因此着慌，简单处理后，他又镇定地为下一个病人抽血。万幸的是，后来经化验表明，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感染。
在武汉，5位艾滋病人也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在武汉期间，他们共收到20577元捐款，还有价值近10万元的药品。5位艾滋病人的到来，为艾滋病的医学研究提供了详细的资料，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
桂教授说，也许在有生之年他看不到解决艾滋病的方法，但他坚信一点：人类一定会战胜艾滋病。
2001年6月，桂希恩写信给上蔡县卫生部门负责人，希望他们能真正正视文楼村的艾滋病问题。
在桂希恩教授等人的努力促进下，中国艾滋病第一村——文楼村受到全国的关注，并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子。
■对自己吝啬却对病人慷慨的“怪人”
简单的几样旧家具，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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