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家园
王继勇是在出国期间因为行为不慎感染上爱滋病的，自打得了这个“不光彩”的病后，他就没有打算去医院求治，只是闷在家里，冥思苦想着离开这个世界的最佳方法。2001年12月1日，他正躺在床上，老父亲进屋对他说：“你出来看看，中央电视台正在播爱滋病的节目，有专家在介绍治疗爱滋病的情况。”
被父亲的诚挚所感动，他下了床来到大客厅，电视里正在播一位女医师的话：“感染者要有信心……许多很危险的病人我们都救回来了，有的还恢复了工作……”
王继勇像大海中的溺水者一样，终于抓到了一块小小的木板，他立即给那位大夫写了一封信。
信寄出七天后的一个中午，他接到了那位主任医师的来电，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具爱心的电话：“你无论如何都要来，有机会就要争取。你只要能带几千元住院的押金，到时候实在不够，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别灰心，一定要来啊，我在医院等你！”
这位AIDS患者终于见到了那位令人敬仰的主任医师——北京市佑安医院传染科主任徐莲芝教授。
67岁的徐莲芝是中国最早治疗爱滋病、治疗病例最多、治疗经验最丰富的专家之一。2000年，联合国秘书长柯菲·安南的夫人来中国了解爱滋病防治情况时，称赞徐莲芝教授是防治爱滋病的“世界级功臣”。在徐教授工作的北京佑安医院，为了让来这里求治的HIV携带者和AIDS患者有个温馨的家，他们创办了“爱心家园”。
入院后，王继勇在徐教授的关照之下开始服用免费中药。当时他的病情已恶化得相当严重了，经过化验得知，他的CD4不到20，是正常人的三十分之一！他不想再给徐教授增添麻烦，几次提出要安乐死，徐教授除了亲自给他父亲写信说明他的病情外，还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这算什么？在我们这儿，比你严重的病人我们见得多呢，有好多人现在不是都好好活着吗？只要静下心来认真接受治疗，活下去的希望总是有的。”
在徐教授亲手创办的“爱心家园”里，王继勇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人间真情。这不仅是医生、护士的关爱，也是病人与病人之间的相互搀扶，相互鼓励，更是一批一批来到“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对绝症患者献出的爱心。
有一位常来“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姓葛，是一位汽车厂工人，他每月一次骑一个多小时自行车来这里看望病人，给病人们理发。大年三十，葛师傅还提着一大包东西，来与王继勇一起欢度除夕。
经过几个月的抗病毒治疗，王继勇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好转。他的CD4回升至104，他要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的念头也越来越坚定了。他在网上申请了一个论坛——《爱滋病人的交流》，而且很快与一些病友建立了联系。通过互相交流，王继勇让更多的病友看到了生的希望。
病人余波却没有像王继勇那样幸运。他从美国回国后，在检测出患有爱滋病之前，与妻子小王同床共枕了好长一段时间。徐莲芝教授好意请小王做一次血检，却挨了她一顿怒骂。余波的生命之烛终于燃尽了。在处理后事的过程中，徐教授总算说服小王来医院做了一次血检。可血检报告出来了，人却不见了影儿。
找了十几天，找遍全市二十几家大医院也无结果，徐教授只好求助于报纸，她在发行量较大的《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一则寻找病人启事：“……你的初检已有结果，还需要复查确诊，时间很宝贵，请速来看我，等你。徐莲芝启。”
医生的启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小王没有想到徐莲芝对自己这样一个普通病人如此认真负责，她安排好孩子后，主动走进了“爱心家园”。在“爱心家园”里，她同丈夫一样受到了徐教授的热情欢迎和精心治疗，但是，终于未能抵挡住爱滋恶魔的追杀。临死之前，她最担心的是孩子。徐莲芝送走了这对爱滋病夫妇之后，一颗无私的心又悬在了孩子身上。
在此之前，每送走一位爱滋病患者，徐教授就主动地与他们的家属断绝了往来。她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正是为了逝者的家人，因为爱滋病已经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不少的痛苦和烦恼，病人一走，家庭也该恢复平静；但这一次却例外，因为有一个孩子，还不知道她是否是一名HIV携带者。为了让逝者在九泉之下放心长眠，为了让生者明明白白地健康活着，徐莲芝又想尽方法找到了余波和小王的孩子，并抽取了血样带回医院进行血检。
孩子的血检呈阴性，直到此时，徐莲芝教授悬着多日的心才落了下来。
白发斗士
第55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霍尔克里曾经面对全世界的新闻媒体赞誉过一位中国人，他说：“知识是爱滋病的最佳疫苗。在中国河南，就有一位倾尽心血义务宣传预防爱滋病知识的人，她的故事跌宕起伏，她的精神让人钦佩不已……”
让55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霍尔克里钦佩不已的中国人名叫高耀洁，今年75岁，河南中医学院教授，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成员。高教授不仅是卓有建树的妇产科专家，肿瘤科专家，还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爱滋病预防专家，被称为中国民间防爱第一人。为了表彰高耀洁教授在防治爱滋病方面的杰出贡献，世界卫生大会特地将2001年度“Jonathan Manm健康奖”第一次授予一个中国人。Jonathan Manm是全球爱滋病防治行动的先驱者，曾担任过哈佛大学爱滋病中心主任，1998年在瑞士航空公司空难中不幸遇难后，三个世界组织为纪念他而设立该奖，以鼓励世界各地在健康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高耀洁是世界上第三位荣获此一殊荣的人。
高教授关注爱滋病疫情是很早的事了，但是她真正地第一次面对爱滋病人，却是1996年4月7日那个令她永生难忘的日子。
那一天，河南省一家部队医院接诊了一名疑难女患者，部队医院的领导为了对患者负责，邀请高耀洁前去会诊。患者下腹一片暗紫色斑点引起了她的高度警觉：“是不是爱滋病？”经过血检，这名女病人果然是爱滋病人。仅隔了20天，这位病人就走完了人生之路。
临死前，这位女患者用枯瘦如柴的手拉着高耀洁教授说：“大夫，我就是输了一次血，咋就会没治了呢？”她死后，她丈夫在她的坟前整整哭了10天，睡了10天！他后悔当初不应该让妻子接受输血。
这一幕惨剧深深地刺痛了高教授。为此，她作了一项防爱调查，发现在一万人中，能够正确了解爱滋病传播途径、预防方法的不到15％，特别是对血液途径传播更是一无所知。一个医生的职责，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强烈地撞击着高教授的心胸。
从此，这位老人站到了防爱第一线上。
这一年的11月，高耀洁自费印制了第一批防治爱滋病、性病的宣传资料。12月1日——国际爱滋病日，高耀洁教授顶着凛冽的寒风走遍了郑州市东南西北的五个长途汽车站，向群众发放了八百多张宣传资料。此后，高耀洁教授的足迹几乎遍布河南各爱滋病高发地区五十多个县市，共编写、印刷、发放了九期三十多万份宣传资料。为此，高教授耗去了她节衣缩食
省下来的所有积蓄十万多元。以至于时至今日，这位世界知名的防爱斗士和她的老伴还生活在冬日连暖气都用不上的简易筒子楼里。客厅正中那幅“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的对联，正说明了高耀洁教授博大的心胸。
同吃同住
桂希恩教授是第一个把爱滋病人带回家同吃同住的医学教授。
1997年，他的学生、一位河南医生写信告诉他，说河南上蔡有一个叫文楼的村子，过去是个有名的“献血村”，不少青壮年得了“怪病”后不治而亡，希望老师能去那里看一看。谁知这一看，便“看”出了“怪病”原来就是爱滋病。
为了履行自己的医生的天职，桂教授经过多次调查走访，确定了程金、程雪梅、马强、李琴和马朝这五名爱滋病患者为自己的重点观察、医疗和研究的对象。2001年5月，他把他们接到武汉，一方面打算给他们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此为契机，寻求社会对爱滋病人的理解和帮助。
到了医院，由于感染科病床已满，一时又找不到较为理想的住地，在医院领导的安排下，五名患者只好住进了医院老宿舍区内一栋即将拆除的楼房的底层。
“爱滋病？！”犹如汽油见了火星，这里群众的情绪一下子被点燃了。各种议论、责怪和斥问铺天盖地而来，有人还当场向桂希恩教授提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书。这时，记者的现场采访也受到了干扰，外边有人乱吼乱叫，楼上有人乱蹦乱跳，各种声音汇聚在一起，目的就是要撵走这些“魔鬼附身”的人。
五名爱滋病人中，有四人满含屈辱的眼泪，只有不满一岁的小马朝不晓世事，睁着一双大眼睛，痴痴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为了平息事态，也为了安慰这几名患者，更为了向世人宣传有关爱滋病传染途径的科学常识，桂教授作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从5月10日起，五名爱滋病患者住进他的家里，他将与这些病人同吃同住。他要让大家看一看：一个医学教授、传染病专家究竟会不会因此染上爱滋病！
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桂希恩为五名爱滋病人做完了全面检测，检测的情况详细记录在案，桂教授据此为病人们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供他们在后期治疗时参考。他还专门抽出时间来，陪五名爱滋病人游览了东湖。临别前，这几位病人的家庭各得到了桂教授资助的400元钱。
有人对桂希恩的做法很不理解，他便心怀坦荡地告诉大家：“爱滋病人需要生活的勇气。我要以理论和实践向你们保证，生活类的接触不会传染爱滋病！我与他们共餐，共用电话、桌椅和卫生间，这绝不会传染上爱滋病！”
作为研究中心负责人，桂教授不仅要直接与爱滋病人打交道，还要主持自己的研究工作。他正在做一个爱滋病在家庭内传染的研究。他在接触到的60对夫妻病例中，发现只有6对双方感染。这一现象使桂希恩教授颇感兴奋：“这说明性行为能传染爱滋病，但也说明单配偶婚内性行为的传染率相当低。”
在桂希恩以身示范行动的鼓舞下，社会对爱滋病和爱滋病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那五名爱滋病患者，武汉市民也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所有捐款中，有一笔款让桂教授感触颇深。那是一笔133.20元的零碎钱，它是武汉一所小学一个班里的全体同学捐的，几乎全是大大小小的硬币，毫无疑问，这是孩子们的零花钱。从这包钱上，我们看到了早晨的阳光，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看到了防治爱滋病的长城已在新一代人的心中延伸。
摘自《中国爱滋病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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