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爱滋病在线
安涛，一个28岁的阳光女孩。她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项目企划。在北京悄然萌生的预防艾滋病志愿者群体里，她还是较早参与这项公益活动的活跃人士。
(一)
安涛开始关注艾滋病，起源于一段非常微妙的心情。
那时，她还在安徽省合肥市某大学读艺术学系。和她要好的一位女同学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位男友。几乎从做为“灯泡”陪女同学初识那个男孩的那一刻起，安涛就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觉。那个男孩挺拔俊朗，还在大学读书时，他设计的广告作品就曾在国内外有关比赛中获奖。而且，他的性格开朗，爱说爱笑，接人待物又在热情中有着一种独特的令人难以琢磨的细腻和温柔。安涛似乎觉得自己与这么优秀的男孩没有缘分多少有一点遗憾。大约过了不到半年，那个女同学哭哭啼啼告诉安涛，那个男孩突然提出分手，却又吞吞吐吐，追问不出究竟。
安涛知道自己的同窗对男友爱得有多深，知道如此不明不白的结果对她的打击有多大。安涛本来就有一副侠义肝胆。她自告奋勇为好友去找那个男孩问个明白。找到那男孩任职的公司，却听到他几天前已经辞职。她又找到那个男孩的住处，安涛从房间里的异常凌乱和那男孩一反常态的憔悴忧郁中断定，他们分手的理由绝对不是这个男孩另结新欢，而是有了异常的遭遇。百般追问，那个男孩在要安涛承诺为他严守隐私秘密以后，他说出自己发生过同性性关系，现在知道那人感染了艾滋病。他怀疑自己也受感染，他说他不愿去伤害一个爱他的女孩。
安涛惊诧得哑口无言。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原来认为离自己非常遥远的艾滋病突然和自己熟识并近在眼前的这个阳光男孩联系在了一起。她除去答应为他保密外，什么也说不出。她用谎言安慰了失恋的要好同窗，但脑海里却总晃动着那个昔日光彩照人的男孩在她面前变得那样懦弱、卑琐、绝望的神情……
(二)
安涛毕业后闯到了北京，在自己的努力下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在公司里，经常接触美工设计，也使她经常联想起那个才华横溢的男孩。
不久，她听说，那个男孩因精神颓废，酗酒无度，喝醉酒滚下山崖，双下肢骨折。
大约在1997年的11月，她偶然发现北京有一条“艾滋病救助咨询热线”（这是由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自90年代初就开办的公益服务热线）。于是，她带着极大的好奇心拨通了热线，她从咨询员那里听到了对那个男孩的行为和心理使她耳目一新的解释。咨询员还答应愿意给那个男孩更具体的帮助。
当安涛千方百计和那个男孩取得了联系，通过咨询得到的知识使她又一次大为惊讶——那个男孩虽然怀疑自己感染了HIV，因为怕损害自己的名誉，居然没有去做正规的HIV检测。
在她的动员下，那个男孩以治疗骨折为名到了北京。咨询热线帮他联系了权威的医院和医生进行检查，并承诺保护他的个人隐私权。
经过20多天焦虑不安地等待，先后两次检测结果证明，他并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而被他自己认为是艾滋病发作的那些症状所吓倒，包括严重乏力、消瘦和体表局部溃疡等，一是心理原因，二是感染了另外一种可以治愈的性病。因为他对艾滋病的恐惧，拖延了治疗，虽然最后身体基本痊愈，但还是留下了视力和心脏的一定程度的损害。
这场经历，使安涛和做一个预防艾滋病志愿者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
1998年秋季，一个重大新闻震惊了全国。山西临汾市公安机关抓到了一个18岁的男性小偷文某。公安机关同卫生防疫部门不只很快查出他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且发现他先后卖血40余次，每次400毫升。也就是说，这些累计超过16 000毫升藏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通过治病救人的正常渠道进入了那些深深热爱着自己生命的病人体内。
随即，仅临汾就查出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高达一百余例。
随即，一个叫宋鹏飞的17岁男孩公开站出来为自己因为手术输血感染了艾滋病而呼吁公正待遇。他被称为“第一个向全社会亮相的艾滋少年”。
已和北京的一些老志愿者成为朋友的安涛也去慰问过当时被有关方面安排到北京来治病的宋鹏飞。听到这个清秀、腼腆的小艾滋病病人倾述被歧视的委屈，安涛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撼——小鹏飞感染艾滋病的消息被扩散，有的邻居往他家门口堆垃圾；有的堵在门口骂；有的要好邻居竟全家躲到了亲戚家；同学的家长也到学校，要求学校禁止他去上学；商店也拒绝卖给他和家人东西，……小鹏飞哭着说：“我犯了什么罪？我本来是个受害者。可是，没有人去恨对献血根本不做艾滋病检验的医院，却恨不得能把我一下子从这个世界上铲除掉！”
安涛似乎第一次从活生生的小鹏飞身上认识到什么叫做歧视。
几天以后，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邀请她参与一个宣传防御艾滋病的晚间节目时，她含泪倾吐了自己的感受：“如果说无知是可以原谅的，那应该是对深奥的东西表现出的无知。艾滋病的扩散原因并不深奥，只要多听一点，就会知道一般的接触根本不会传染艾滋病，我们也不必象躲避天灾一样唯恐被感染。如果既然无知也不想去求知，那是一种更令人悲哀的东西，这种东西叫做愚昧。”
安涛说，她做了志愿者以后接触到的情况更让她心痛。
一次，一个女士打电话对自己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疑虑重重，想请她找可靠的医院和可靠的医生仔细检查，所有的“可靠”条件，就是要求为她“保密再保密”。
一切都像间谍接头一样诡秘。双方约定了见面的地点、时间，还约定安涛穿什么衣服，手持一册什么杂志做暗号。届时，安涛见到了一个忧郁苍白，雍容华贵的女人。走进医院，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沉默中进行。直到做完了化验走出医院，这个女人才开口求安涛来替她看化验结果，到那时再另外约定怎样见面。
后来，她们在紫竹院公园见面。安涛告诉她没有感染艾滋病，趁机给她讲了许多预防艾滋病的道理。这个女士看不出是不是为这个结果高兴，只是沉默着塞给安涛装在信封里的厚厚一叠足有两万元的钞票。
安涛拒绝了。她说：“如果想用钱堵住我的嘴，毫无必要，因为我对你毫无所知。如果想向我表示谢意，也毫无必要，因为这次检查只是证明你到检查那天没有感染艾滋病，而我希望我帮助过的人不管是不是感染了艾滋病都能树立一点责任心。所以，我不会接受你的钱，我只希望你从此能多为自己负些责任。”
就在当晚，这个女人给安涛打来了电话。她哽咽着说，尽管安涛没问半句她的底细，她觉得安涛已经把她看透了。她说，她是一个海外华人富商包养的“二奶”，那个年过花甲的男人每年不过到北京两三次，每次不过半个月。她在百无聊赖中，极其秘密地找些贪图钱财的小伙子一享贪欢。现在，那个男人已经厌恶她，她也厌恶了这种生活。她说，她已经和一个出租车司机互生好感。对方不知道她的底细。她唯恐自己感染了性病和艾滋病，她要确诊，如果自己已染病，她就自杀；如果没有被感染，她就中断和那个富商的关系，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她说，她从和安涛分手，脑海里就翻腾着和安涛从打电话到道别的每一个细节，她一直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觉得再不说实话就太对不起安涛的无私帮助了。
安涛说，这几年做志愿者遇到的事，并非都是这样给人带来欣慰的结果。
1999年初春，一个四川籍的男孩打热线求助。安涛帮他联系了医院和医生做艾滋病检测，结果是阳性，而且已经发病。
安涛知道了这个结果的几天以后，已近子夜，这个男孩呼安涛。在电话里，这个男孩绝望地哭诉说：“我在白天已经把我的东西和我这些年挣到的钱都寄给家里了。家里不知道我在做MB，只知道我在帮人家做服装生意，还盼我存够了本钱回家也做服装生意。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把钱寄给家里，就算我向他们道歉了。没有谁能帮我，所以我只能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一个能找到我家里人的电话，你让他们到某区公安分局找我，别把我一个人孤零零扔在这里，我再也不想留在这里了……”
安涛想问为什么，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等到深感不妙的安涛问清那是一个公用电话，又根据电话的方位联系公安部门，共同分析这个男孩可能的去向并赶到中日友好医院附近的公园，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几经搜索，将近天亮，才在这座元朝建都留下的古老城墙和茂密古树的幽暗深处，发现了这个男孩。可惜，他已是割腕致死的一具血腥僵硬的尸体了。
安涛说，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容不得想通了为什么再去做。对预防艾滋病，似乎也是如此。对感染了艾滋病的人，多问你为什么这样那样的话没有什么实质作用，不如多说为什么不要这样的话。
有一个读完硕士生已就业几年的小伙子因同性性行为而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以后，病情发展得十分迅速。他心情绝望，整天一语不发，甚至不吃饭也不洗脸。安涛作为艾滋病关怀志愿者，经常去医院帮他们做些事情。她和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一起为这个小伙子买来新毛巾、香皂，打来洗脸水，主动为他洗脸洗手，主动为他送来可口的饭菜。小伙子终于开口了：“你们这样待我有什么价值？”她们说：“我们期待你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小伙子理解了这句话。他在身体逐渐变得极其衰弱中联络他结识的同样受到感染艾滋病威胁的朋友，动员他们来进行艾滋病检测，同时以自己为活生生的实例对他们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
他到奄奄一息时，将一份物流管理的电脑程序设计资料交给了安涛，他说，他所在的一家大型企业的物流管理程序是他主持编排的。现在，他请安涛把有关资料转交公司，强调说：“这里面只有我的敬业精神和学识，有我的心血，没有艾滋病病毒。”
安涛听出了弦外之音。自从小伙子住院以来，那家公司虽然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支付医疗费，却无视他工作中一贯的良好表现，没有一个人来看过他。安涛骑了4个多小时的自行车赶到了远在大兴的公司。她找到有关人士，不耐其烦地讲解对同性恋的现代科学认识，讲人权，讲对艾滋病人不得歧视的意义，……当公司有关领导被她感动随她一起驱车赶到医院，已是晚上9点多钟。领导向小伙子送上一束绽放的鲜花，对他说：“你在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你为公司做了有益的工作，我们都很感谢你。”小伙子只呢喃一句：“没想到，我还得到了悼词。”说完，他就哭了。
安涛说，她从未见过这样的恸哭。小伙子已经没有力气哭出声了，甚至眼泪都已变得粘稠，但从他满眼的泪光中，分明充满了对自己的生命价值被承认的激动和满足。
(四)
谈到自己参与预防艾滋病和艾滋病关怀的志愿者工作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样不得不尽量隐蔽，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清的悲哀。
最初，觉得自己好像走上了一块科学新大陆的安涛，抑制不住兴奋，总是利用一些公众场合趁机向周围的人大讲艾滋病。周围的人渐渐生出了窃窃私议。一位很器重她的女上司特意神秘兮兮地请她去喝茶，一番东拉西扯以后，几乎是“鬼鬼祟祟”地问她说：“安涛，我要问出你一句实话，你是不是在个人问题上有难言之隐啊？”安涛惊问：“为什么？”那位女上司说：“大家有议论，是不是你和容易染上艾滋病的事情有关系。你很有才华，也很有能力，可不能为了赚钱自甘堕落啊。”
当时，安涛笑得喷出了嘴里的茶，笑着笑着，却不禁流出了委屈的眼泪。她终于回过味儿来，这种怀疑并不可笑，自己头顶已经被大家的无端怀疑笼罩起了重重阴影。
后来，一个同学到北京出差。几天后临行时，特意很严肃地打来电话：“安涛，我听说你总和什么乌七八糟的艾滋病病人搞在一起 ，你是怎么了？太无聊了吧？我不知该怎么劝你。”
安涛真想好好给她一番科学知识的“训导”，但她被对方变得冰冷生硬的态度吓住了，只得违心地说：“哪里的事情，什么人在胡说八道。”经她指天划地百般赌誓否认，对方说话的语气才稍稍升温，但还是给她好一番教训。
安涛说，她现在只得尽力对外隐姓埋名，省得双方的老人因此操心，也避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她说，反正也没想过要出什么名。
因此，本该大力表彰的她，在这篇文章里也变成了化名的“安涛”。在此，谨作说明。
几年来，安涛做艾滋病预防和关怀志愿者，接触了太多平常人不易见到的人，耳闻目睹了太多平常人不易听到的事。她说，通过做艾滋病关怀志愿者，使她见到了平常少见的愚昧、落后、堕落与歧视，更使她从那些中国防治艾滋病先行者的身上，看到了常人不具备的宽容、善良、正派和对事业的虔诚，学到了什么是伟大的人性，什么是伟大的人格。
安涛说，她不见得会长时间的继续做一个艾滋病关怀志愿者，但做志愿者的人生体验，将会使她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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