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大大超出人口学的范围，给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精神均带来重大影响。相对而言，这一革命对发展中国家冲击更大，这不仅仅是因为现有老年人主要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老龄化速度已经非常之快，并且会持续下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近日，在第四届中国人口问题高级咨询会上，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指出，面对老龄化社会，农村的老年人最需要帮助。在中国，农村老龄化速度比城市还快，农村老年人身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折射出整个中国老龄化社会面临的挑战。

    推行社保，缓解农村老年贫困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现有65岁以上老年人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负担老人的系数是9.92％。其中，农村老年人占全国老年人总数的70％左右，可见农村已经先于城市进入了老龄社会。

    乔晓春指出，农村老年人不能像城市老年人那样退休、享受国家发给的养老金，主要还靠家庭赡养。这无疑增加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使得原本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城乡家庭进一步分化，农村家庭难以摆脱弱者境地。

    与会专家分析说，从农村家庭的结构看，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子女数目减少导致子女负担老人的系数明显加大。这不仅使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难以保障，而且使家庭经济的开支重心都转移到子女身上，影响了对老年人的赡养。另外，农村年轻人成为流动进城打工队伍的主力，不但使在家的老年人更加孤独，还使他们承担繁重的家务，甚至承担田间劳动。传统的互助共济的兄弟姐妹网络不复存在，削弱了老年人及其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主任张恺悌指出，当前解决老年人贫困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存在三种矛盾：政府对老年群体投入“少”，老年群体对社会服务需求“多”；老年群体对救助预期要求“强”，当前老龄机构的综合协调能力和实施能力“弱”；老年群体对服务需求“实”，社会对老年群体在“扶贫”上的有效救助“虚”。

    专家们认为，农村人口的生活状况、农村老年人的绝对数量和生活质量、农村家庭养老压力的增大和养老功能的弱化等等都迫切要求政府在农村迅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农村贫困人口也亟须得到政府给予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虽然面临的困难很多，但可以看到，国家正在对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介绍，从2004年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联合财政部启动了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对年满60周岁、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农民夫妻，给予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2005年，奖励扶助制度试点覆盖135万人，兑现扶助金8亿多元，2006年这项制度将在全国全面推行。

    医疗费用：老年人的最大支出

    “老年人最大的支出费用在医疗保健上。人口老龄化将导致老龄人口医疗费用的大幅上升，一方面是由于老龄人口数量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老龄人口健康状况不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指出。

    据国家卫生部门1994年统计，我国城市65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病率为60.2%，城市总人口患病率为23.7%，老年人患病率是总人口患病率的2.54倍。农村老年人患病率22.6%，农村总人口患病率7.4%，老年人患病率是总人口患病率的3.1倍。1998年卫生服务总调查发现，60岁以上老人2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分别为全人群的1.7倍和4.2倍，人均患有2~3种疾病。“一个社会的老年人越多，其患病的可能性及由此产生的医疗服务需求就越大。”李玲说。

    根据卫生部的测算，从1992年到2002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每5年翻一番。根据估算，2000年老龄人口医疗费用占GDP的0.48%，到了2010年将占到GDP的1.11%，2020年将占到3.06%。老龄人口增长了1倍，医疗费用增长超过5倍。

    李玲强调，中国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老龄人口患病率的上升，都将导致老龄人口医疗需求的上升，这对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一定的压力。她建议，控制医疗价格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必须建立高效率、低成本的医疗服务体制。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需要对医疗卫生服务结构进行调整，要推行公共卫生、健康教育；提供符合新的疾病谱的医疗卫生服务；增加社区医疗等针对老年人疾病防治的医疗服务；推广中医和中药。

    除了保障有病能求医，还要提倡追求健康的老年生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宋新明教授建议用“健康老龄化”应对挑战。他认为，如何使个人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是健康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同时还要推动社会参与，开展健康家庭、健康工作场所、健康社区活动。“在整个生命进程中促进健康，实现“健康老龄化”应该从生命的早期抓起。生活方式是唯一能受个人主宰的因素，积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是预防慢性病发生的一个有效手段。因此，要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倡低热量平衡营养膳食，全力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宋新明这样说。

    为老人幸福建立多项制度

    针对老龄化带来的老龄歧视、代际关系冷漠、家庭矛盾突出等现象，中国老龄协会会长李宝库提出，在采取法律手段的同时，还要从道德观念出发，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使儿女自觉尽到责任，方能更有效地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和精神状况。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袁新立说，未来五年我国将采取“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会服务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并致力于解决农村老人当前面临的养老和医疗问题。

    “因为中国老人的传统观念相对较强，习惯了与子女同住的大家庭生活。”袁新立介绍说，为了配合这种养老模式，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把发展养老服务业纳入了社区建设规划。今后社区规划必须配套建设老年服务室、老年行动无障碍设施、加强老人的社区服务队伍或服务中心。

    据了解，中国目前共有养老机构四万多所，床位数只占到全国老人总数的0.8%。按照国际标准，当这一比例达到5%～8%时才能满足实际需要。而且现有养老机构的规模普遍偏小，以北京为例，目前最大的养老机构只有500张床位。“建设更多、更好的养老机构，在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袁新立如是说。

    “目前各级政府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出台了相关的免税政策，并给予财政补贴。”袁新立介绍了上海和北京的经验：“社会投资建设养老机构，上海市政府将给予每个床位每年5000元人民币补贴；北京则给予每个床位每年1200元的补贴。这实际上是政府花钱购买服务岗位。”袁新立强调，中国不会把老龄事业过早地推向市场。“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不提‘老龄产业’，而是叫‘老龄服务业’。”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阎青春一直在思考如何加强我国老年社会福利政策法规体系建设的问题。他强调，长远来看，要积极推动老年福利的立法进程；稳步推进城乡统一的老年社会福利保障和服务制度建设；加快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和服务质量专业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和推行老年服务社会工作者制度。

    袁新立指出，国家已经或将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正在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贫困救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让广大的农村老人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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