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父母心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怎么从一个皮肤病医生转为专门从事艾滋病干预研究的呢？
张北川(以下简称“张)：这跟我的老师有关系，他是位gay(男同性爱者)，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前一辈学者为科学怎样地付出。比如说，为了找到一种病原微生物，在无麻醉的情况下，他曾自己动手切下自己的皮肤来做研究。他是我很好的榜样。当我知道他是同性爱者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过去的很多东西是无知，是偏见。我的老师因为这种性身份曾经遭遇非常不公正的对待。我为他辩护的时候，发现我根本不懂这方面的知识。这促使我去学习相关科学，科学打破了我的那些落后的理念，所以我现在常说一句话：让科学成为旗帜。
记：在很多人对艾滋病心存恐惧的时候，你是以一种怎么样的心情去接近生活在艾滋病高危环境中的人群？
张：我是医生，医生以解除人类的痛苦为天职。我刚刚成为医生不久，刚才我说的那位老师对我说，当医生应该有菩萨心肠。我是在他说这句话10年以后才知道他是gay的。我想他的话应该是医生的立身之本。医者父母心。这些理念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支持。我们医生没有看见问题罢了，一旦看见了问题，看到了痛苦和疾病的流行，就有责任义不容辞地走上去，主动承担风险和压力。
记：因为你做的一切，你在国际国内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你怎么看待你的工作？
张：一些说法夸大了我的作用。实际上我不过是个普通医生，如果评价稍微高一点，我是个一般的科学工作者。我没有做很多事情，不过做了一个医生在看见一些问题以后应该做的事情。说心里话，有时候，我为我们文化中的缺陷感到悲哀，因为它牺牲了那么多很好的人，牺牲了他们的幸福。当牺牲了这些人幸福的时候，全社会都在付出代价。如果我们更进步一些，为同性爱朋友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得益的是整个社会。然而，由于文化中种种落后因素的作用，我们无法分享许多“果子”，全社会都能够品尝的文明“果子”。
记：但你的工作和对他们的帮助还是非常有效的。
张：有一些成效。但是光靠专家不行，需要全社会都伸出关爱之手，我们的社会才会更美好。每个社会都同样，它是由许多个弱势群体组成的。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可能问题就简单多了。科学研究证明，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同性恋人群都会存在。同性恋和异性恋的问题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从哲学的角度考虑，它只是一个恋爱自由问题。当然，在异性恋人群中，也有许多人得不到恋爱自由的权利，比如说非常贫穷的人、残疾人。如果我们全方位考虑，每个人群都应该帮助的话，那就决不应该忽略同性恋人群。因为这个人群有约3 000万人，这个数字应该是大家公认的。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他们的血管里面流着和我们一样的血，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全社会有责任献出一份爱心。
记：我们要怎么做才最好？
张：让科学的声音传播出去，通过传媒或者其他渠道传递出去。科学界把同性恋人群认定为一个正常人群。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地认定了这个观点，到今年为止，刚好10年。由于文化的缘故，我国到了2001年才认识到这一点，才和国际科学界实现了初步接轨。媒体应该讲科学，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让科学说话，而不是让所谓的传统文化说话。这样就可以使更多的人正视这个现象和理解这个人群。
让科学战胜歧视
记：有些报道中提到，记者向人打听你的办公室的时候，有人像过去对待麻风病人一样看待你的办公室。我相信他们不是恶人，可是为什么会对你的研究有那么大的偏见呢？
张：中国是一个有2000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推翻一个阶级的统治和扫除这一种文化的影响完全不一样，封建社会的影响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着很沉重的投影。而中国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又受到过极左的严重影响。这两种社会条件使得科学的声音很难传递，大众科学素质低下造成了我们面对的现实，我想对此应该以平常心看。我就是以平常心看待这些的，没有什么不得了的。而且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专家、越来越多的来自大众社会的人走到了我们身边，尤其还有政府的支持。我相信一切会好起来的。你看，几年前，有人往我办公室门上泼屎尿，这几年起码是没有了嘛。(笑)
记：歧视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张：这个根源非常久远，它主要和中国是一个由封建主义小农经济发展而来的国家有关系。这种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决定了人们把人本身的生产作为物质生产中的一个要素，人要生产人，就是要生育。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生育的崇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的性文化要求男人女人必须结婚，不光结婚，还要生孩子，不光生孩子，还要生一个能干体力活的男孩。计划生育遭遇的阻力，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对妇女的歧视，也和这种文化有关系。而同性恋不生育，所以被歧视。
记：歧视与男同性恋是艾滋病高危环境中人群是否有关系？
张：1996年蒙特利尔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在艾滋病治疗的多项原则中加入了一个原则，叫反对歧视。今年的艾滋病日口号是“相互关爱，共享生命”，它还有一种译法，叫“反羞辱，反歧视”。实际上，历届的艾滋病日宣传口号中，大多数明确包括了反歧视的含义。当一个人群遭遇歧视，我这里讲的只限于同性爱人群，他们就被社会分割出去，他们就没法坚持稳固的和安全的性关系，信息不能有效地到达他们身边，从而会导致许多行为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讲同性恋人群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是艾滋病高危行为人群，这种说法本身是一种非科学的说法，同性恋人群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男性，一部分是女性，女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的机率非常小，远远低于异性恋人群。男男性关系，一方面是因为遭遇歧视难以稳定地结合，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行为方式，加上人们不能得到积极的对待和不了解信息，才使他们成为高危行为人群。我们一定要反对艾滋病等于同性恋，同性恋等于艾滋病的伪科学说法。
记：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处于高危环境中的男同性恋者？
张：我们应该手拉手一起往前走，共同迎接艾滋病对我们中国的挑战。要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是艾滋病，而不是生活在艾滋病高危环境中的人们。实际上，大量的异性爱者也生活在艾滋病高危环境当中。从世界范围看，全部艾滋病感染者中，75%到85%的人是因为异性间性行为感染艾滋病。作为男同性恋人群，在全部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只占5%到10%，这个比例从某种程度上说，接近于这个人群占整个人口的比例，不要因为这个人群可能艾滋病感染率高就歧视。要想到，那样做只能加重这个人群的感染，而这个人群一旦感染率高，我们全社会都要付出代价。简单地想一想，我们培养一个人成年，社会要付出多少，每一个纳税人都要投入的，而一个人感染艾滋病，我们在治疗他和各个方面的付出，又有多少？每个人都要分摊，在这个事情上，不能分同性恋、异性恋，国际科学界早已经不分了。
记：你在对艾滋病防治志愿者讲话时，多次提到他们要注意工作策略，要懂得保护自己，难道这个工作不安全？
张：一种科学知识被大众掌握，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常说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而科学的历史大约是从1620年开始的。当时，一个人说了一句话，这个人是同性爱者，他的名字叫培根，他说：“知识就是力量”。作为性科学以及艾滋病研究，在中国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我们应该想到，今日中国距离理想国十分遥远，我们所了解的“科学”可能是落后的，更何况大众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志愿工作的人们，无论是同性爱者还是异性爱者，都应该有自我保护意识，以避免歧视造成的伤害。已经有个别异性爱者感染艾滋病后站出来了，但社会目前只知道保护所谓的无辜受害者。我们的社会把疾病的受害者分成无辜的和有罪的。这种区分影响我们的进步，影响对艾滋病的斗争。这种文化的势力非常强大，毕竟我们已经做了大概十几年艾滋病恐惧宣传，做了大约15年的把艾滋病道德化、意识形态化的宣传，所以应该保护好自己。
记：你认为来自传统文化影响导致的歧视，将会在什么时候得到消除？
张：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进步，人们将获得越来越多各方面更大的空间。文明的发展、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还包括了科学声音的传播，也包括了同性爱朋友们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维护全社会人群权益这个原则。实际上，他们不宜结婚，一个同性爱者结婚了，自己要受罪，还多一个异性爱者受罪，一半对一半，损伤是同样的。你看，成都有一对已经一起生活了17年的同性爱朋友讲到：“我们不能伤害一个姑娘。”他们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呀，我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我很感动。他们用具体的行动，打破了“同性恋＝滥交”的偏见。他们这么多年来坚守着对忠诚情感的信念，不畏惧各种压力，这如同生活在封建时代执意于心中的爱，挑战传统的经典爱情故事。真正的爱，在同性或异性间都是极美的。原来我以为这种情况在国外才能见到，今天，我在中国也见到了。我想，我们的社会在这方面进步很快，而且大有希望
文/文杰 文章来源：爱滋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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