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爱滋病在线

70多岁的徐莲芝主任是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专家，一生诊治艾滋病患者上千例。1990年，徐莲芝接诊了佑安医院第1例艾滋病患者；1995年4月6日她开通艾滋病热线；在她和她的同事共同努力下，1995年12月1日，有了艾滋病诊所；1998年11月26日创办关爱艾滋病患者的组织“爱心家园”；2002年成立艾滋病人“笑看未来艺术作坊”。2003年，她成为第三位获得英国贝利·马丁奖的中国人。她用一颗慈母之心拯救了无数绝望的灵魂，病人们发自内心地称谓她“妈妈”。

　　1990年，徐莲芝主任接诊了佑安医院第一例艾滋病患者，那是一名50多岁的归国劳务人员。徐连芝不仅坐下来和他聊天，还亲手为他理发……患者哭了。徐主任说：“我记得，这位病人临终前对我说死没有什么好畏惧的，难过的是朋友和亲人都离开了我。这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病人对于亲情和友情的重视甚至超过了生命本身。”
在徐主任的电话本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名字。那几年，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患者打电话，“天冷了，多穿些衣服”、“吃点营养品，你的身体太瘦”、“别忘了吃药，没药了我帮你找”……在艾滋病人面前，她就像一位知冷知热的妈妈。她把家里电话告诉患者。经常有人半夜将她叫醒，哭诉不幸，而她总是耐心地倾听和安慰。

　　一名外地青年感染艾滋病后，买了一本地图，准备选个地方结束生命。当他在电视中看到徐主任后，突然决定去北京。徐主任接待了他，并让他住院治疗。出院后，徐主任又亲自护送他上火车，并恳求列车长：“我是医生，这是我的病人。他心脏和肺都不好，你们路上多关照。下火车后，一定要帮他打个车……”后来，列车长都做到了。

　　在很长的时间里，一旦被确诊为艾滋病，世界的所有大门都向他们关闭了，没有人会关注他们的内心，徐主任几乎成为他们唯一的慰藉。

　　她经常和病人聊天，她站着，病人躺着，一说就是1个多小时，聊病人的过去、希望和未来。她拿起推子为头上已经化脓流血的艾滋病患者理发，为临终病人做想吃的热汤面。一个病痛中的小伙子忍受不了折磨，在雷雨交加的晚上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打电话给徐主任，哭着说：“我现在特别想妈妈，我在这里叫您一声妈妈，行吗？”

　　王继勇是在出国期间因为行为不慎感染上艾滋病的。自打得了这个“不光彩”的病后，他就没有打算去医院求治，只是闷在家里，冥思苦想着离开这个世界的最佳方法。2001年12月1日，他正躺在床上，老父亲进屋对他说：“你出来看看，中央电视台正在播艾滋病的节目，有专家在介绍治疗艾滋病的情况。”

　　被父亲的诚挚所感动，他下了床来到大客厅，电视里正在播一位女医师的话：“感染者要有信心……许多很危险的病人我们都救回来了，有的还恢复了工作……” 王继勇立即给那位大夫写了一封信。信寄出7天后的一个中午，他接到了那位主任医师的来电，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具爱心的电话：“你无论如何都要来，有机会就要争取。你只要能带几千元住院的押金，到时候实在不够，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别灰心，一定要来啊，我在医院等你！”

　　入院后，王继勇在徐主任的关照之下开始服用免费中药。当时他的病情已恶化得相当严重了。经过化验得知，他的CD4不到20，是正常人的1/30！他不想再给徐主任增添麻烦，几次提出要安乐死，徐主任除了亲自给他父亲写信说明他的病情外，还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这算什么？在我们这儿，比你严重的病人我们见得多了，有好多人现在不是都好好地活着吗？只要静下心来认真接受治疗，活下去的希望总是有的。”

　　有一个7岁的孩子，受外伤抢救输血时感染上了艾滋病。无辜的孩子抱着一线求生的渴望，一进门，就给徐主任跪下了，哭喊道：“徐奶奶，救救我！”徐主任含泪扶起孩子。孩子家在农村，生活贫困，父母想把仅有的财产—几间赖以栖身的旧房卖掉给孩子治病。徐主任知道治这种病需要大量费用，不是卖房款就可以解决的，再说房子卖了，一家人也无处可住，她一面劝阻他们，一面与研制出新药物的厂家联系，问能否给这个孩子免费供药。厂家被与孩子无亲无故的徐主任所感动，同意给这个孩子终生供药。现在已经2年了，这个孩子仍然像正常人一样活着。

　　徐主任的身边有一张中年男子的照片，可以称得上是英俊的男子。这个人已经因艾滋病去世，他的妻子把他生前健康时的照片送给徐主任。

　　徐主任清楚地记得，这个病人快不行了，第二天她要出差，这个病人恐怕等不到她回来。她到病房去看他，“我能给你做点什么？”徐莲芝是想让病人尽量无牵挂地撒手人世。

　　临终前，他拉住徐主任的手，连声叫着：“徐大夫，徐大姐，我下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病人又说：“我就喜欢红色和绿色的衣服……”，又吃力地说：“我想见我妈妈，想吃妈妈做的丝瓜……”

　　徐主任马上通知病人单位，请他们把病人的老母亲送到医院。80多岁的老人见到将不久于人世的儿子，母子抱头痛哭，老人几乎支撑不住了。徐主任知道，这顿“最后”的丝瓜菜老人是做不成了，她问了老人丝瓜的做法，自己出去买了丝瓜做成菜，端到病人床前，又把病人喜欢的衣服颜色通知家属。

　　徐主任出差走了，病人吃完同妈妈做的味道一样的丝瓜，穿上自己中意的衣服，晚上就离开了人间。

　　有人笑她傻，他们说，“全国那么多的艾滋病人，你能救得了几个”，但徐主任觉得，每一个向她求救的患者，她都无法拒绝，“我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她说。她对病人说：“我们共同走在沙漠里，未来的路很长，我不能背着你们走出去，我能够做的是，陪着你们一起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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